当时，经过宦官的滥杀之后，京师死者狼藉，宰相王涯等皆暴尸街头，无人敢于收殓，后经令狐楚建议，文宗才命京兆尹薛元赏收葬王涯等十一人，各赐袭衣。仇士良对他们恨之入骨，暗中使人掘其坟墓，将尸骨投之于渭水，以解心头之恨。④仇士良滥杀公卿大臣的暴行招致了昭义镇藩帅刘从谏的强烈不满，他四次遣使者上表，请说明王涯等人的所谓罪行，并暴扬仇士良的罪恶。士良等宦官有些害怕，其嚣张气焰也略有收敛。因此，宰相李石、郑覃方能“粗秉朝政”，文宗似也倚之以自强。①挟天子擅朝政甘露事变后，宦官骄横，人情惶恐不安。宰相李石为人忠正，常面折仇士良，故纲纪还能粗略维持。士良非常忌恨他。开成三年（838）正月，一天李石早朝，士良在途中埋伏凶手，欲暗中行刺。当李石坐骑行至半道，被凶手射伤，随从惊散，马因受惊奔回私第。李石伏在马上跑到坊门时，再次遭凶手袭击，砍断了马尾，而李石却幸免于难。事后，李石考虑到自身安全得不到保证，屡次称病请求辞去相位；文宗明知其故，对仇士良又无可奈何，只得同意李石同平章事，充荆南节度使。②自李石出镇荆南后，仇士良更是肆无忌惮，唐文宗完全受制于宦官。一次上朝后，文宗退居思政殿，对当直学士周摨自叹处境不如周赧王、汉献帝，并说：“赧、献受制强臣，今朕受制家奴，自以不及远矣！”他无限伤感，不禁凄然泪下，遂抑郁成疾，从此不复上朝。

　　开成五年（840）正月，文宗暴疾，宰相李珏、知枢密使刘弘逸奉密旨，以皇太子成美（陈王）监国。仇士良与鱼弘志矫诏于十六王宅迎立皇太弟颍① ②③《资治通鉴》卷二四五，文宗太和九年。

　　① 《旧唐书》卷一六一《刘从谏传》。

　　② 《资治通鉴》卷二四六，文宗开成三年。

　　王李炎，是为武宗。①文宗病故后，仇士良犹追怨文宗不已，凡文宗生前亲幸者，诛贬相继。

　　文宗生前宠幸杨贤妃，曾请立亲生子安王李溶为皇太子，仇士良为了炫耀自己翊戴武宗之功，揭发此事，并劝说武宗赐杨贤妃、安王李溶与陈王成美死。不久，宰相李珏被罢免职务，枢密使刘弘逸等被诛。仇士良因功迁任骠骑大将军，封楚国公，实封户三百。又封开府仪同三司、右卫上将军兼内谒者监。仇士良虽名为阉宦，却有妻室子女。他的妻子是安定胡氏，乃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子宾客兼御史大夫胡承恩之女，并生子五人②。开成五年十月，遂以开府仪的名义请荫其子为千牛，正直不阿的给事中李忠敏批驳说：“开府阶诚宜荫子，谒者监何由有儿？”一时弄得仇士良面红耳赤，又羞又恼。不久，将李忠敏出为婺州刺史。③罪有应得唐武宗即位后，对仇士良又屡有加官晋爵。会昌元年（841）二月，赐予他纪功碑，并诏令右仆射李程为他撰写碑文；八月，加授观军容使。但是武宗并不甘心于受宦竖所掣肘，“虽士良有援立功，内实嫌之，阳示尊宠”。他倚信宰相李德裕，君臣和衷共济，朝廷一时颇有振兴之势，宦官的权势受到抑制，这使得曾不可一世的宦官头子仇士良感到恐惧不安。会昌二年（842）四月，武宗将受尊号，登丹凤楼宣布赦令。仇士良扬言“宰相作赦书，减禁军缣粮刍菽”，他还怂恿禁军兵士说：“审有是，楼前可争。”企图唆使禁军乘机作乱。李德裕明察善断，将此事奏知武宗，揭露仇士良的阴谋。武宗立即命使者告谕神策军说：“赦令自朕意，宰相何豫？尔渠敢是？”神策军士乃不敢轻举妄动。仇士良的阴谋破了产，“惶惑不自安”。

　　仇士良完全察觉了武宗对自己外示尊宠，内实忌恶，他有点黔驴技穷了。会昌三年（843）四月，遂以老病为由请改任散职，武宗同意他的请求，诏令他以左卫将军兼内侍监，知省事。①到了六月，仇士良以左卫上将军、内侍监的身份致仕。当宦官送他回私第时，他仍是贼心不死，向宦官面授机宜说：“天子不可令闲，常宜以奢靡娱其耳目，使日新月盛，无暇更及他事，然后吾辈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读书，亲近儒生，彼见前代兴亡，心知忧惧，则吾辈疏斥矣。”②他向诸宦官传授自己的经验，企图借以达到长期专擅朝政的目的。

　　仇士良回家不几天，即故世。诏赠扬州大都督。翌年六月，有宦官在他私第发现了私藏兵器数千件，再加上他过去的罪行，武宗颁下诏书，追削仇士良先授官爵及赠官，并将其家财产籍没入官。③至此，罪恶多端的仇士良得到了身败名裂的下场。

　　① 《旧唐书》卷一八上《武宗纪》。

　　② 《仇士良神道碑》。

　　③ 《资治通鉴》卷二四六，文宗开成五年。

　　① ②《资治通鉴》卷二四七，武宗会昌三年。

　　③ 《旧唐书》卷一八上《武宗纪》。

　　第四十四章李德裕牛僧孺第一节李德裕①高门弟子，门荫入仕李德裕（787—850）字文饶，赵郡（治今河北赵县）人。出身于山东世家大族，其宗族“冠内廷者两代，袭侯伯者六朝”。祖父李栖筠，德宗朝官至御史大夫。父吉甫，宪宗朝两任宰相，极力赞助宪宗削藩，封赵国公，赠官司空，谥曰忠懿。

　　李德裕从小就胸怀大志，苦心攻读经史，尤其精通《汉书》和《左氏春秋》。他聪敏过人，很受宪宗喜爱。一次宰相武元衡问他在家喜欢读什么书，他却缄默不言。李吉甫知道此事后，责问他为何不回答，他却振振有词地说：“武公身为宰相，不问理国家调阴阳，而问所嗜书，其言不当，所以不应。”②大家听到此事后，无不称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