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川节度使驻成都（今属四川）。在李德裕来此之前，这里刚刚遭到一次战争的洗劫。杜元颖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时，他不懂军事，又不抚恤士卒，只知敲榨财物。后南诏贵族很快攻占了戎、邛二州，并攻破了成都，掠去了大批人口和财物，西川人民遭受了一场大灾难。李德裕到任后，便立即着手收拾残局，医治战争创伤。

　　首先是整顿边防。李德裕从调查研究入手，只用一个月的时间，便对当地的山川、城邑、道路、关隘都了如指掌。在此基础上绘制了与南诏、吐蕃有关的军事地图，然后大力整顿军备，加强边防。他认为边防军不在多，而在于精。他精减了老弱病残，选用善战而适应当地环境的士卒；同时又从当地每二百户中抽调一人作为民兵，免除其人的赋役，在农闲时习武，有事打仗，无事务农，称为“雄边子弟”。他又感到蜀地工匠造的兵器注重装饰，华丽而不适用，因而改用安定人造的盔甲，河中人造的弓，浙西人造的弩，很快地组织了一支装备精良、能攻善守的边防军。又在与南诏、吐蕃交界的险要之处分别修筑了杖义城和御侮城等城防，以西拒吐蕃，南拒南诏。为了改善供应，他改变了运粮的时间。过去，从内地运粮供应黎、巂州，常在炎热的夏季送到，“地苦瘴毒，辇夫多死”。李德裕改为十月出发，盛夏之前粮食即可运到，“馈者不涉炎月，远民乃安”。这样既保证了车夫的安全，又能保证粮食的供应。

　　李德裕还采取了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他明令蠲免苛役重赋，鼓励树艺畜牧。他下令把僧尼的私人庐舍全部拆掉，把占用的土地归还给农民耕种。当时蜀地河中小洲渚田有千余顷，都是肥沃的良田，原来由农民零星垦种，后被豪强兼并。李德裕“至则均其耕垦，首及贫弱，俾其利而一其征”①。同时还着手改革弊风。当时蜀地很多人私卖女儿，使做富人妾，受人奴役。李德裕下令，凡买的妾，年龄在十三岁以上的，在夫家可役使三年；十三岁以下的役使五年。期满以后，要归还本人父母，严令限制买卖人口。

　　经过李德裕几年的惨淡经营，西川增强了边防，发展了生产，社会也渐渐安定下来，“数年之内，夜犬不惊，疮痏之民，粗以完复”。从此西川的形势有了显著的好转，吐蕃、南诏再也不敢轻举妄动。而且在太和五年（831）五月，南诏还主动放还了以前所掳掠的四千人；九月，吐蕃维州守将悉怛谋还率部下到成都投降，李德裕一面上奏朝廷，同时派兵迅速入据其城，使沦丧四十年之久的维州城，不费一兵一卒，又重新归还了唐朝。但当政宰相牛僧孺对李德裕怀有私怨，嫉妒他的功高，以“中国御戎，守信为上”作为借口，居然命令李德裕拒绝受降，将维州归还吐蕃，并将悉怛谋及其随从执送与吐蕃。把三面环水、一面靠山的战略要地维州又拱手送给吐蕃，吐蕃将悉怛谋及其从者“尽诛之于境上，极其惨酷”②。

　　李德裕在西川政绩卓著，因此于太和六年（832）十月，再次入为兵部尚书。李宗闵见唐文宗亲信李德裕，唯恐他做了宰相，竭力阻止。但在翌年二月，李德裕仍以本官同平章事，进封赞皇县伯，食封七百户。这时，朝中党争激烈，李宗闵、杨虞卿等结为朋党，干扰朝政，文宗甚是厌恶，曾和李德裕议论朋党一事，他回答说：“方今朝士三分之一为朋党。”不久，文宗将给事中杨虞卿、中书舍人张元夫分别贬为州刺史，再次与大臣议论朋党事。李宗闵却做贼心虚地说：“臣素知之，故虞卿辈臣皆不与美官。”李德裕立① 贾鋉：《赞皇公李德裕德政碑》，《全唐文》卷七三一。

　　② 《资治通鉴》卷二四四，文宗太和五年。

　　即反唇相讥，说：“给（事中）、舍（中书舍人）非美官而何！”①李宗闵无言以对，十分窘迫。不久，李宗闵被出为山南西道节度使，由李德裕代为中书侍郎、集贤殿大学士。

　　旧制，郎官非因公事不得私自谒见宰相。李宗闵为相时，往往交通宾客。李听为太子太傅，招所友善载酒到宗闵阁，喝得大醉方离去。李德裕任相后，告诉御史，无事不得随便去宰相所在阁。又罢去京兆筑沙堤、两街上朝卫兵，并向文宗建言：“朝廷惟邪正二途，正必去邪，邪必害正。然其辞皆若可听，愿审所取舍。不然，二者并进，虽圣贤经营，无由成功。”

　　太和八年（834），文宗患病，郑注通过宦官王守澄向文宗献药，受到亲重；郑注又引荐李训给文宗讲《周易》，颇中文宗心意。八月，文宗要授任李训为谏官，置于翰林院。李德裕认为李训是奸邪小人，表示坚决反对；当文宗要宰相王涯改授他官时，李德裕又摇手制止，文宗很不满意。王守澄、郑注也怨恨李德裕，于是召回李宗闵辅政。同年十一月，李德裕被罢为镇海节度使，后又转任浙西观察使。开成二年（837），授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使事。

　　北破回鹘，安定边陲开成五年（840）初，唐武宗即位。九月，淮南节度使李德裕入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文宗去世时，宰相杨嗣复、李珏根据文宗的旨意，要立敬宗子陈王为太子，但宦官仇士良矫诏拥立了武宗，又在武宗面前说了前宰相的坏话，于是武宗将杨嗣复、李珏贬出朝外。会昌元年（841）三月，又遣使者要将二人处死。李德裕认为武宗刚即位，诛杀大臣会导致人情不安，尽管杨、李二人一向是牛党骨干，他仍以大局为重，不计较个人恩怨，连上三状，极力论救。他在状中申明，杨、李二人和自己并无私人情谊，所考虑的是社稷安宁，并说：“臣若苟务于偷安，不敢冒死陈奏。”并一再请求武宗开延英，“当面论奏”①。当武宗开延英时，德裕又“泣涕极言”，说明利害关系。武宗曾三次命李德裕就坐，他却固执地说：“臣等愿陛下免二人于死，勿使既死而众以为冤。今未奉圣旨，臣等不敢坐。”在李德裕等人的苦苦相劝下，武宗终于同意赦免杨嗣复、李珏二人之死，并下令追还使者，李德裕等这才“跃下阶舞蹈”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