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宋会要辑稿》食货7 之13—1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8，熙宁三年十二月甲子。各县“吏人”充任，治平元年（1064），以县吏不熟悉造帐事务而放回本县，而由州（府）吏造帐。熙宁四年（1071），各州（府）募能造帐人充任，元祐时改为由吏人中抽差。

　　祗候典，亦称知后典，属州（府）役。担任受发文书，原先由属县派吏人中的“后行”到州（府）承领文书，派“解子”送回本县。熙宁十年，创设祗候典，属募役。绍圣时废，改为吏人中的“守缺”担任其职。

　　乡书手，原属乡役，为第四等户差役，负责文书事务，隶属于耆长。熙宁七年，改为募役。次年，废耆长以后乡书手成为县役，基本上以本县乡数设额，地位与县贴司相近而略低，县“吏人”有缺额时也可以补为“吏人”①。州（府）、县吏役以募役为主，只有一部分属差役。除额内吏役（称为正额、正名）之外，还有守缺、习学、私名，如私名贴司之类。州（府）吏的高层“职级”中，年满出职为官或任摄官，其子侄可以替补为吏，成为州（府）吏的重要来源。吏役无俸禄，依靠接受贿赂，不少因之致富。王安石变法时采取支付较丰的吏禄，同时严禁受贿等违法行为。但后来大多不支付吏禄而任其受贿，虽有明文禁受贿赂，形同虚设。南宋陆九渊所说的：“吏人自食而办公事，且乐为之、争为之者，利在焉故也。故吏人之无良心、无公心，亦势使之然也。”反映了宋代吏役的基本情况。

　　州（府）吏、县吏大多掌握地方政权，左右州（府）、县官的意志，是宋朝统治的基础。“官人视事，则左右前后皆吏人也，故官人为吏所欺，为吏所卖，亦其势然”②，正是宋代官吏关系的最好写照。只有少数强干的监司、州、（府）县官，采取有力措施，才能对恶吏的为非作歹有所抑制。然而，“官之贪者不敢问吏，且相与为市；官之庸者不能制吏，皆受成其手”①，则是普遍现象，至于称为“立地官人”、号为“十虎”的恶吏，决不是少数事例。

　　二、衙前役宋初，衙前役一如五代，属州（府）吏役。任诸州（府）的吏职，也有担任一些杂役的则类同“公人”。从入役的形式可分为：招募的衙前，称为长名衙前，也称长入或投名衙前；由县役的押司、录事差派的，称为押录衙前；由乡役的里正差派的，称为里正衙前；以及由乡户直接差派的，称为乡户衙前。服役内容相当广泛，主要是“主官物”，也就是“部送纲运，典领仓库”。此外，经常性的职务，还有“管勾公厨、茶酒、帐设司”，主持馆驿，有些地区还从事管理耕种官庄田地、冶铁、伐木，而边远地区的“州主令佐”，宋初也有“差衙前勾当”的②。

　　衙前在朝廷，属三司的衙司管辖，元丰改官制，衙司归刑部都官司。诸路、府、州、军、监也设衙司，熙宁四年役法改革以后，曾一度废罢，元丰元年（1078）又复役。三司衙司除主管官外，设都押衙及衙佐等，统衙前大将、军将、守缺军将，合称军大将。地方衙司只设衙前军将以及其他衙吏。衙前的“职次，曰客司，曰通引官（承引官），优者曰衙职”，通称衙吏。衙职也称衙职员、职员，有都知兵马使、左·右都押衙、都教练使、左·右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38，元祐五年二月辛丑、甲辰；卷476，元祐七年八月庚申。《宋会要辑稿》方域15 之32。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38，元祐五年二月辛丑、甲辰。

　　① 《淳熙三山志》卷13；《赤城志》卷17。

　　② 《象山集》卷84《与赵推官》。

　　教练使、守缺教练使、押衙，都高于衙前军将。“自都知兵马使至第六名教练使，凡十三阶”①。

　　五代及北宋中叶以前，吏人（职员）及长名衙前还可带“宪衔”，即可以带有散官、检校官、兼官及勋官等官衔，通常带的是所谓“银、酒、监、武”衔，即是一个不入流、没有官品的吏人（职员）或长名衙前，可以带有银青光禄大夫（从三品文散官）、检校国子祭酒（国子祭酒从三品）、监察御史（属兼官，正八品）、武骑尉（从七品，勋官）四种官衔，这是五代时军官担任吏人（职员）或长名衙前时的制度，北宋中期以前沿袭，因而常常冒充官户以享受特权，元丰五年（1082）官制改革时才废除。

　　衙前役在北宋初期全是募役，其后由县吏役中抽差役满的押司、录事担任，称押录衙前。又以“里正主催税及予县差役之事，号为脂膏，遂令役满更入重难衙前”，称里正衙前。并规定押录、里正，“其不历衙前者，虽得替不许归农”②，在得替押录、里正人少的少数州、军，缺人承担衙前役，就直差乡户担任，称为直勾或直差衙前，且无任期，直至破产才更换，但当时官员们注意的焦点是里正衙前。

　　押录衙前由于押司、录事先已担任县吏役数年，比较熟悉官场。而里正衙前则主要经历的只是乡役里正，有的甚至刚任里正即被送州（府）任衙前，易被官吏欺蒙，以致破家荡产。

　　至和二年（1055）四月，废罢里正衙前，改为只差乡户衙前。乡户衙前实行五则法，将本州（府）内人户统一按财产从多到少排定，分为五则（五等），再将本州的衙前重难差役也分等，每件重役有十户轮流担任，当时称为“民甚便之”。然而这只是将里正负担的灾难直接转嫁给乡户，乡户衙前同样也纷纷破家荡产，不到十年，官员们再次议论改革设法，“今乡役之中，衙前为重”。乡户衙前遂成为王安石变法时役法改革的重点，实行免（募）役法，改衙前差役为募役，元丰三年前后，雇役衙前基本上合并入长名衙前，随后又取消了押录衙前。元丰八年，宋神宗死后恢复差役法，对于衙前实行的实际是差募并行，而且是“雇募不足，方许揭簿定差”。元祐三年即重行募役法，而“乡户衙前役满，未有人替者，依募法支雇食钱”③。南宋也行募役法，甚至役法改革长期未触及的边远地区，如广西路海外四州（今海南省），也于淳熙九年（1182）由差役法改为募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