贡赋之外，部民还须出力役。诸部的役有力役和兵役两类，力役承担修桥、筑路、治河、搬运官物及其他工程。辽道宗时，贾师训在同知永州军州事任上，致力于减轻部民负担，又措置得法，一次就奏减永、龙化、奉圣三州，“岁供行在役调计民工三十余万”；在扈从皇帝春捺钵活动时，“规度春、泰两州河堤及诸官府课役，亦奉免数万工”①。原隶宫分的奚人三营，圣宗时置部，隶南府，专“备畋猎之役”。

　　部民负担最重者，莫过于兵役。国有军情，皇帝视所需，征调诸宫卫、诸王府和诸部族军。诸部民则须自备武器、鞍马随从节度使出征。平时，诸部也各有戍边兵役。其中五院、六院驻守南境备宋；乙室、涅剌驻守西南备西夏、党项和回鹘等；突吕不、品、楮特部镇守西北，防阻卜、乌古敌烈等② 《辽史·营卫志》上。

　　① 圣宗时，将由诸宫和横帐大族奴隶组成的稍瓦石烈和曷术石烈改编为部落，置节度使。于是二石烈人摆脱了奴隶制束缚，取得了部民身份。

　　部。诸部戍军由节度使管领，屯驻戍守地区。老弱贫病者留居部落，由司徒管领从事耕牧。这种长期的兵役，虽有轮换补充之制，仍使大批强壮牧民脱离牧业，不能不给牧业生产带来影响和损失。圣宗时，拓土开疆，镇州可敦城为西北军事重镇，驻兵屯戍，防备阻卜诸部。东北重点驻守鸭绿江和黄龙府，备御高丽和女真。西北、东北边境属部时降时叛，屯戍役户负担日益加重。部落富民被征调戍边，远离部落，资费既多，人又劳苦，多致破产。有的则雇人应役，被雇者或中途逃亡，更有死于戍所者。

　　诸部派役，有所谓“补役之法”。初期，“居者、行者类皆富实，故累世从戍，易为更代”。至兴宗时，“边虞数起，民多匮乏，既不任役事，随补随缺。苟无上户，则以中户当之。旷日弥年，其穷益甚”①，已成为影响政局稳定和国家兴衰的严重问题。

　　二、农户的赋役辽朝境内从事农业生产的民户，因居地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历史背景不同，赋役负担也存在某些差异。《辽史·食货志》载：“赋税之制，自太祖任韩延徽，始制国用，太宗籍五京户丁以定赋税。”韩延徽，幽州安次人，曾献在草原安置汉人之策，并被采纳。建国后，为守政事令、崇文馆大学士，参与了制度、政策的制定。“凡营都邑，建宫殿，正君臣，定名分，法度井井”②，辽朝农户赋役制度的初定，当在此时。其范围，当只限上京和中京奚人所在地区的农户。太宗时，渤海故地和燕云十六州并入，有必要检核各地户口人丁，再定赋役制度。从燕云十六州的平稳交割判断，这时的赋役制度当是参照渤海、唐、五代之制确定的。后来，圣宗和兴宗时，又做过某些修改和局部调整，大致只是数额的增减。

　　农户的赋役，凡田赋，计亩征收；徭役，随户物力高下征调。

　　为均平赋役，辽朝也常括田、括户。

　　南京、西京地区的田赋，与唐、宋一样，分夏、秋两季征收，并有正色、折色之分。《宣府镇志》载：统和十八年（1000），“诏北地节候较晚，宜从后唐旧制，大小麦、豌豆六月十日起征，至九月纳足。”这当是夏税的缴纳期限。

　　辽朝的农田，有官田、私田两种。私田计亩缴纳赋税。官田又有屯田、闲田两类。屯田收粟归官，置仓积储，不得擅贷。闲田多募流民耕种，垦种之初，酌情免租赋数年。然后，或由垦种者承佃，向国家交租；或许农民占为私产，依例纳赋。

　　东京道多为渤海移民，为了安抚降民，赋役之制多从宽减，“往来贸易关市皆不征”①。故较南、西二京为轻。

　　上京、中京道农户多为所俘汉人、渤海人，他们依据身份、地位的不同，纳税情况也不同。隶属州县的自耕农向国家缴纳田赋；佃耕奚人田地的汉人则除缴纳田赋外，还要按比例向田主交租。即苏辙所说的“力耕分获世为客”，他们的负担同宋朝境内缴纳分成租的佃客大致相同。

　　诸贵族投下户分别向国家和领主缴纳贡赋。他们除向国家缴纳田赋外，还须向领主缴纳“市井之赋”。即元好问所说的“输税于官，且纳课给其主”① 《辽史·萧观音奴传》。

　　② 《全辽文》卷9《贾师训墓志铭》。

　　① 《辽史·萧韩家奴传》。

　　②。所谓“纳课给其主”，即《辽史·食货志》所载的，“市井之赋，各归投下，惟酒税赋纳上京”，所以，他们被称为“二税户”。

　　燕京地区的赋税，据马扩《燕云奉使录》载，“三百年旧额，每岁出缗钱四十万”，其中二税为大宗，也包括商税、盐税等。辽末社会动乱，经济凋敝，物价暴涨，税钱增至400 余万，不能作为考察赋税负担的依据。苏辙认为，辽朝燕云地区农民负担较轻。他说：“契丹之人每冬月多避寒于燕地，牧放住坐亦止在天荒地上，不敢侵犯税土。兼赋役颇轻，汉人亦易于供应。惟是每有急速调发之政，即遣天使带银牌于汉户须索，县吏动遭鞭箠，富家多被强取。玉帛子女不敢爱惜，燕人最以为苦。兼法令不明，受赇鬻狱习以为常，此盖夷狄之常俗。若其朝廷郡县，盖亦粗有法度。”①苏辙使辽，十分重视体察辽朝国情，他所记录的辽道宗晚年珍惜辽宋和好关系，蕃汉人户得以休养生息，人人安居，不乐战斗，以及辽道宗佞佛，耶律延禧凡弱，“虽心向汉，但恐不能保其禄位”等情况，皆切合实际，他对燕地汉人负担的记录当可信。同时，上京、中京一带，赋役制度定于建国之初，出自招徕、安抚汉人，巩固统治的需要，所定税额也应是较轻的。这从并无大批汉人南逃的事实，也可得到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