嗜好到了患得患失的程度，可见当时笃好之深。但苏轼为人，和某些收藏家毕竟不同，他虽好之甚笃，却曾视为“云烟过眼”，不以收藏为止境，而以鉴赏为能事。古人说：“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苏轼于绘画，虽然未必算得上“操千曲”、“观千剑”，但至少是比一般人见多识广，而且有过实践的。因此，他对于文同的绘画及其画论便能心领神会、探赜发微。当然，这篇文章的主要特点，还不仅在于艺术理论的发挥，而在于文章写法的新颖。其中几乎没有旧的格套和程式。文章的起笔就打破了常规：作为纪念文字，而不介绍文同的爵里生平；作为画论，也不先讲画的内容来历。再写下去，也是随意所之，无所拘束，真像是“行云流水，初无定质”。这样的写法，是与苏轼平日论文的主张一致的。苏轼平日论文，曾经反对“程式文字，千人一律”①。主张行文“闲暇自得”②。不赞成“作文”，说文章“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说自己“未尝敢有作文之意”③。主张“辞达”④，说“辞至于达，至矣”⑤。《筼筜谷偃竹记》一文可以说是实践了他这一系列的主张的。

　　事实上，苏轼论文，虽不讲“作”，却是讲“学”的，是讲“读书”的。他讲读书有所谓“八面受敌”法，即：“每一书皆作数过尽之”（《又答王庠书》）。由此可知，苏轼之文，虽是自然、平易到令人认为“似不读书”的程度，其实是很下工夫的。读书而使人感觉“似不读书”，这正是苏轼文章工夫之所在。

　　苏轼文章写得自由、随便者，还有杂记之文。其中《记承天寺夜游》最有特色。此文甚短，全文如下：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

　　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

　　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

　　此文写作年、月、日、时皆具，颇似一则日记。元丰六年正是贬居黄州四年之际。当时穷极无聊，无可自遣，为此月夜之游，等于苦中作乐。

　　苏轼在黄州，曾有《答毕仲举书》，其中说道：“仆既以任意直前，不用长者所教，以触罪罟；然祸福要不可推避，初不论巧拙也。黄州滨江带山，既适耳目之好，而生事百须，亦不难致。早寝晚起，又不知所谓祸福果安在哉！偶读《战国策》，见处士颜蠋之语：‘晚食以当肉。’欣然而笑。若蠋① 苏轼：《东坡后集》卷14《答王庠书》。

　　② 苏轼：《东坡集》卷20《答毛滂书》。

　　③ 苏轼：《东坡后集》卷14《答虔倅俞括奉议书》。

　　④ 苏轼：《江行唱和集叙》。

　　⑤ 苏轼：《东坡后集》卷14《答王庠书》。

　　者，可谓巧于居贫者也。”

　　苏轼此时苦中作乐，也可以说是“巧于居贫”。从他当时的处境看，本来应是没有这样的闲情雅兴的。其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出自他那本来放达的个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时开始有所觉悟：“任意直行”，是必然得罪的。因此，得罪之后，就不必凄楚，而要处之泰然。欧阳修贬官之后，不作“凄凄之文”，而大讲山水之乐，也是这个意思。从这一点看，苏轼的杂记诸文，其思想情调，是与欧阳修一脉相承的。当然，苏轼之放达，亦得之佛乘和《庄子》，其思想境界与欧阳修也不尽同。

　　赋体之文苏轼写得自由随便的作品，还有赋体之文。两篇《赤壁赋》都打破了赋之常体，而成为一种新的文体。可以说是游记，也可以说是杂文。其中有叙事，有抒情，有问答，有议论，而且或韵，或散，不拘格套，既不同于骚体，也不同于俳体。例如其中一段有云：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PGN1587.TXT/PGN>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赋之为体，从汉代开始，即可称为“赋体之文”。发展到宋代，到苏轼笔下，则更成为文之新体了。前人称宋人之赋为“文赋”，至于苏轼之赋，有人更断言曰：“直文耳。”

　　此赋不仅是“文”，而且近于杂文小品。罗大经《鹤林玉露》甲集卷6曾以此赋同司马迁的《伯夷传》比较，他说：“太史公《伯夷传》，苏东坡《赤壁赋》，文章绝唱也。其机轴略同。”罗大经对于两篇作品的诠释，并不准确，但他看到“机轴略同”，都是“文章绝唱”，则指出了此赋特点。文章与性情苏轼文章各体兼备，名篇不少，为世传诵的作品尤多。除上面讲到的几篇之外，政论如《省试刑赏忠厚之至论》，史论如《留侯论》、《贾谊论》，记叙如《喜雨亭记》、《超然台记》、《放鹤亭记》、《石钟山记》，传记碑颂如《方山子传》、《潮州韩文公庙碑》，书信如《答谢民师书》，杂说如《日喻》等，都是历代传诵的作品。此外，有些杂著如《志林》之论《汤武之事》、《战国任侠》，还有些铭、赞、题跋之论文艺等等，都是对于后代很有影响的文章。

　　苏轼一生，极少铭墓之作。他说过：“轼于天下，未尝铭墓。”所铭五人，如《司马温公神道碑》等，都是颇有深情的文字，不同于寻常谀墓之文①。苏轼文章总的特色是明快、真实。这同他的为人大有关系。他在《思堂记》中曾说：余，天下之无思虑者也。遇事则发，不暇思也。未发而思之则未及，已发而思之则无及，① 洪迈：《容斋四笔》卷6《东坡作碑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