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 于钦：《齐乘》卷二《益都水·胶水》，卷三《郡邑》。另据《重刊万历莱州府志》卷二《山川》条载，明嘉靖年间，山东巡海副使王献曾循元代旧道考察，据以疏凿胶莱新河，本文所述元代胶莱河道亦参考王献的考察记录。

　　① 俞希鲁：《至顺镇江府志》卷七《山水》；《元史》卷十九《成宗纪》，卷六五《河渠志》二。运河上置“斗门水闸”达七十九座②，在江南运河河段，宋代置有望亭（在江苏苏州西北）、五泻（在今江苏无锡市北）、吕城（今江苏丹阳市东南）、奔牛（在今江苏常州西北）和镇江等处河闸③，这些旧闸入元后一般都应予以利用，这样，元代大运河上的河闸当在一百五十座以上。河闸与堰、坝的作用在于调节水量，通行运舟。最初的闸是一种单闸，相当于现在的节制闸，堰是较低的挡水溢流的建筑物，横截河中，以抬高水位，但运舟过堰最初须借助人力或畜力牵挽，不如水闸灵便。宋代则进一步将单闸发展为复式船闸，即在水位明显相差的河段上设置两个或更多的闸门，放闸积水，必要时又启闸放水，抬高下段水位，使船只逐级上行；有时则在河侧附近造“归水澳”，以达到蓄水备用的目的，因而，复式船闸更加省力、省时，可进一步提高运输能力。宋代在江南运河中建置的船闸一般都有上下闸，称“澳闸”①，可视为复式船闸，最著名的则是置有更多闸门的淮安、真州闸②。元代建有上下二闸的复式船闸在通惠河上有八处，会通河中四处。建有上中下三闸的复式船闸共两处，即会通河上的会通镇闸（在河北临清西南）与济州闸。这些复式船闸的形制有了一些新的发展：一、较多采用在两闸间修建“月河”③的方式储积水源，以取代宋代较普遍于河侧建造“归水澳”积储水源的方式，从月河中放水下行应更为方便；二、今江苏沛县东面的金沟与沽头二闸处于会通河南端，为防止大船进入会通河阻塞交通，在这两处特设“隘闸”以防止超宽船只入河（后来又在隘闸下岸立“石则”，丈量大船的长度，超长也不得入河），但该处地势高峻，旱天即水浅舟涩。对关键河段中出现的这个问题，元廷相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将沽头隘闸调整到金沟大闸之南（当在河道岸侧），在金沟与沽头两座大闸间增置一道小型“运环闸”（实际构成了一组复式船闸），并在沽头闸与新迁隘闸之间选空地构筑一道“滚水石堰”（即有一定高度的石坝），使高于石坝的水流随时下行；另于金沟闸上添置木板积水，月河内构建一道大型滚水石堰，沽头闸月河内也改修一道大型石堰，这样，金沟闸内的积水可通过滚水石堰下行，经下一道滚水石堰流至沽头闸内，“水涨即开大小三闸，水落即关闭大闸，止于隘闸通舟”，克服了高处水浅的困难，船只得以逐级上行。

　　确保水源供给的另一关键是分水点的选择，它要求根据自然条件，选择② 《宋史》卷九六《河渠志》六。

　　③ 上述江南运河的河闸均有上下闸，其中镇江于南宋时置沿江五闸，元天历二年（1329）予以重建，称京口闸（见俞希鲁：《至顺镇江府志》卷十四《公廨》）。

　　① 《宋史》卷九六《河渠志》六；嘉定《镇江志》引《四朝国史志》；张国维：《吴中水利书》。② 详光绪《阜宁志》引山阳冯仲雨：《间园志遗》；《宋史》卷三○七《乔维岳传》； 胡宿：《通江木闸纪略》；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二《官政》二。

　　③ 《宋史》卷九六《河渠志》六载：元祐四年于徐州吕梁、百步二洪“开修月河石堤，上下置闸，以时开闭，通放舟船”。元代将这种“月河”的形制进一步推广使用。

　　一个理想点，使之最大限度地汇集水源，再让这些水源顺畅地分流到上下河道中去。元代大运河中段的分水点选在济州会源闸，在这里向东北方向可通过■城（在今山东泰安西南）石堰，节制汶水入汶水向西南流至济州，与泗水相汇；济州的东南方面是泗水，兖州闸的作用是节制泗水，使之西南进入济州。会源闸的建造，则使集结来的各路水源分流南北，达到“临济鲁之交，据燕吴之冲，道汶泗以会其源，置闸以分其流”的目的。不过，从济州往西北至临清，“地降九十尺”，南至沽头，“地降百十有六尺”①，北高南低的地势，使得会源闸水往北分流比较困难，从技术角度考察，这是会通河运载能力受限的原因之一。明永乐年间，重新选择汶上县西南三十五里的南旺湖为分水点，才妥善解决了原有的矛盾。

　　漕运的管理及运输概况在至元二十四年大规模实行海运前后，元代主要施行海运与河、陆、海联运的办法解决漕粮的北运。首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漕运是在至元十三年（1276）。当时，以伯颜为统帅的各路大军占领临安，但宋将李庭芝、姜才等仍竭力坚守运河必经的淮东之地。元廷为调运粮食北上，特地制造了一批轻捷的“鼓儿船”，装载浙西漕粮，“涉江入淮”，由黄河逆水至中滦旱站，搬至淇门入御河，接运赴大都。所谓“涉江入淮”，系指粮船北渡长江，经瓜洲、扬州，顺扬州运河北达淮安，入淮河。此后，一度着重于旧河运系统的整建：最初，在大都设漕运司与提举司，分别负责淇门至通州河西务（今河北武清西北、北运河西岸）、中滦经淇门至河西务的水陆转运；扬州漕运司分管江南至瓜洲的运输，瓜洲至中滦段的押运人员，不属扬州漕运司管辖。南北数千里，运司并列，互不统属，“粮道迟滞，官物亏陷”。至元十九年，在试行海运的同时，元廷调整了上述管理体制：改设京畿、江淮两处都漕运司，后者除继续管理江南至瓜洲的运输外，另将属官一半于瓜洲置司，另一半于中滦、荆山（在今安徽怀远西南）分置上下行司，分段管领。每年要求运粮二百万石到中滦，取回京畿漕运司的接收字据，呈扬州行省备案。京畿都漕运司则统一负责中滦至大都的运输，属官一半于大都置司，另一半于中滦、淇门上下置行司，将江淮都漕运司的二百万石粮食运赴大都。上述以中滦为转运点的南北运输线，几经水、陆搬迁，困难重重，实际年运量仅三十万石。于是，次年初步开成济州河与胶莱河，实行多渠道运输。应该指出，至元年间扬州运河尚不甚通畅，因此，江南漕粮往往要陆运至淮安，然后，一支往西北至中滦，另一支逆改道后的黄河送至徐州，再经济州河辗转北上；第三支是顺改道后的黄河东下出海口，沿海岸行进，通过胶莱河北上。为适应多渠道运输的需要，元廷增设了淮安分司、济州分司（济州① 揭傒斯：《重建济州会源闸碑》，《揭傒斯集》卷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