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大四年（1311）正月，武宗死，仁宗以皇太子身份行旨，罢尚书省，以“变乱旧章，流毒百姓”的罪名诛脱虎脱、三宝奴、乐实等。三月，仁宗即位。四月，下诏废至大银钞、铜钱，仍专用中统、至元二钞。诏书条画大略为：（1）停止印造至大银钞，已发至各处的料钞即日封存，民间行使者听赴行用库倒换，或预买次年盐引、交纳诸色课程，以便回收；（2）恢复印造中统钞，与至元钞并行，凡官司出纳、百姓交易，并以中统钞数为准计算；（3）大元通宝和至大通宝钱在诏书到后即日封存，民间持有者限五十日内赴行用钞库倒换，前代旧钱一律停止使用；（4）资国院及各处泉货监、提举司并行革罢，其钱货点数收贮；（5）申严惩治伪造、挑补宝钞条例；（6）金银私易权宜开禁，许从便买卖，仍禁商舶收买下番。诏书中没有再定金银与钞兑换比价，因为已不禁民间私相买卖。据皇庆元年（1312）中书省奏事，盐课中收银部分（十分之一）的官定折价，每锭银折中统钞25 锭①，与行至大钞时所定比价一样。

　　① 《元史·食货志·钞法》；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下。

　　② 如盐课价钞元贞二年已提到每引中统钞六十五贯，至大二年改为至大银钞四两，折中统钞一百贯。见《元典章》卷二二《盐袋每引四百斤》。

　　③ 苏天爵：《高昉神道碑》。

　　④ 《农田余话》上；《三场文选对策》六。

　　⑤ 《元典章》卷二二《盐袋每引四百斤》。

　　① 《元典章》卷二二《银中盐引》。

　　至大银钞只行用了一年多，铜钱行用则只有几个月，自仁宗以后，就专用中统、至元二钞。中统钞自至元二十五年即停止印造，因钞值愈轻而印造本大，虽法定与至元钞并用，却未再印造，原行者亦渐次昏烂收换殆尽，主要行用至元钞；至大四年恢复印中统钞以后每年一般只印造10 万锭，仍以发行至元钞为主。至元钞印造数从至大四年至延祐元年（1311—1314）每年都在200 万锭或更多些。数量这样大，一方面固然有兑换回收至大钱、钞的需要，但主要原因是当时帑藏已耗费殆尽，而赏赐、营建、佛事、军需以及官爵泛滥等种种经费开支仍然十分庞大，如至大四年十二月中书平章政事李孟所奏：“今每岁支钞六百余万锭，又土木营缮百余处，计用数百万锭，内降旨赏赐复用三百余万锭，北边军需又六七百万锭；今帑藏见贮止十一万余锭，若此安能周给。”（《元史·仁宗本纪一》）亏空如此，安能不多印钞支用。仁宗虽有志更新，“然财散不可复收，弊久未能损革”，钞法之弊未见改善①。延祐元年（1314）因经用不给，中书省集诸老商议，皆谓若动钞本，则钞法愈虚，乃主张预买山东、河间来岁盐引及各冶铁货以补足当年用度，又建议经理江南田粮，查括其隐漏顷亩以增赋，奏准施行。同年，又因给军钱物不敷，将盐引价由每引中统钞2 锭增为3 锭②，通过这些措施增加了岁入，避免了动支钞本。同时仁宗在改革旧弊、撙节经费方面也颇有成效，财政情况有所好转。二年，以平章李孟分领钞法。这一年，至元钞印造数降为100 万锭；三年至五年，再降到40 万锭或略多。印造和支用得到控制，钞值相对稳定了，银钞折价每两保持在中统25 贯③，民间物价比至大时还有所下降④。

　　延祐六七年，至元钞年印数陡增至148 万锭。延祐七年末官定盐课银折价曾上升为每锭准中统钞40 锭⑤，按此衡量，钞值下跌了百分之三七·五，但时间不长，其后，年印钞数又逐年减少，泰定二至四年（1324—1327）均为40 锭。天历元年（1328）十一月，中书省奏称，因当年罢印钞本，拟次年印造至元钞119 万余锭，中统钞4 万锭；监察御史奏：“户部钞法，岁会其数，易故以新，期于流通，不出其数。迩者倒剌沙以上都经费不足，令有司刻板印钞，今事已定，宜急收毁。”二年十二月，定次年（至顺元年，1330）“造至元钞45 万锭，中统钞5 万锭，如岁例”。似以延祐中期和泰定间的年印数为常额，但至顺二、三年造“岁额钞本”至元钞分别为89 万和99 万余锭（《元史·文宗纪》），可见实际上没有确定的“岁例”，大抵不超过百万锭即属不逾常数。大约在至治三年，官定银钞折价就回复到每锭银折中① 陆文圭：延祐元年乡试策《流民贪吏盐钞法四弊》，《墙东类稿》卷四。② 《元典章》二二，《盐价每引三定》。

　　③ 《元典章新集》《盐价》。

　　④ 据《元典章》卷二二《犯界食余盐货》，延祐四、五年，中统钞一贯可买盐一斤四两至二斤。⑤ 《元典章新集》《至治元年盐引十分中收一分银》；《元史·食货志·盐法》。统钞25 锭，直到至顺年间没有变化①。总的说来，从延祐到至顺年间，钞值没有大幅度的波动。

　　① 许有壬：《正始十事》，《至正集》卷七七；《元史·文宗本纪》至顺二年十一月辛卯日下记：“诸盐课钞以十分之一折收银，银每锭折钞二十五锭”；《至顺镇江志》卷六《包银》条所记折价同。第五节至正变钞与钞法的崩溃元顺帝时期的印钞数记载缺略。从元统元年到至正十年变更钞法以前的18 年（1333—1350）中，仅《元史·顺帝纪》记有三年的印钞数，即至元二年（1336）十一月壬申日下记：“印造至元三年钞本一百五十万锭”，至元四年正月癸亥日下记：“印造钞本一百二十万锭”，以及至正元年（1341）二月“印造至元钞九十九万锭，中统钞一万锭”。同书又有至元六年二月朔“诏权止今年印钞”、至正元年十二月癸亥“以在库至元、中统钞二百八十二万二千四百八十八锭，可支二年，住造明年钞本”的记载，据此推测，没有记载的其他年份当是照常印钞的。元统年间，苏天爵在《灾异建白十事》①中论及钞法，谓所印钞已逾定额数倍，钞日益虚，物日益重，因此主张行铜钱法与钞相权。至正三年，揭傒斯在朝廷集议政事时又提出“当兼行新旧铜钱以救钞法之弊”的建议②。据至正六年的物价资料，银每两为钞30 贯，金每两钞6 锭③，比至顺时高百分之二十。这说明，自顺帝即位以来，钞虚物贵的情况日益突出，钞法之弊又成为一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