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所述，有资格使其子孙用荫入流品职官的取荫者，必须是从五品以上的职官。对六品、七品官员的荫子问题，至元四年的规定中只提到“已后定夺，注流外职事”。从至元十九年十二月的中书省文书规定“江淮致仕、身故官员子孙荫叙，六品、七品子孙发去行省，于监当官任用，并免应当暴② 《元典章》卷八《吏部》二《民官阵亡荫叙》。

　　③ 《元典章》卷八《吏部》二《品官荫叙体制》。

　　① 《元典章》卷八《吏部》二《品官荫叙体制》。

　　② 参见牧野修二：《关于元代升官规定的一个考察》，《东方学》卷32（1966.6）。表内至元四年规定品从见同上注；大德四年规定见《元史》卷八三《选举志》三。

　　③ 《元典章》卷八《吏部》二《职官荫子例》。

　　使”一款看①，当时对腹里六、七品文官的荫子应当已有定例；江淮官员的类似待遇，可能是参照腹里制度来决定的。今天尚可知悉的，则是大德四年的定制。据此，正六品子，流官于巡检内任用，杂职于省札钱谷官内用；从六品子，近上钱谷官；正七品子，酌中钱谷官；从七品子，近下钱谷官。钱谷官即管仓库官，根据所管仓储容量大小，品从有所高下，故有近上、酌中、近下之分；但无论何等品从，均属杂职官，只能在同类型的杂职资品流转，不得入流，所以地位是很低的。

　　元代文官荫子，止于七品。八品、九品官无荫子资格。

　　职官迁转体制中统三年（1262）李璮之乱以后，元廷采取果断措施，撤罢汉地世侯，分军民治之，置牧守，行迁转。至元元年（1264）九月，中书省颁布了一个重要的文书，即《职官新制》。这个宝贵的文献，部分地保留在元代后期刊刻的一部家用类书《事林广记》里。其序言曰：“至元元年九月，钦奉中统五年八月日圣旨：谕中书省，节该以[所] 降条格省并州县，定六[部] 官吏员数，明分品从，加散官，授宣敕，给俸禄，定公田，设仪从。仍三个月一次考功过，为殿最，以凭迁转施行。使为官廉能者知有赏，贪污者知有罚。为民者绝侵渔之患，享有生乐。今将本省会行条画，逐一开列如后。”

　　关于迁转条例，前引文书规定：“管民官三年一遍，别个城子里换者。

　　诸王议将随处官员，拟三十个月为一考，较其功过，以凭升降迁转。其达鲁花赤，不在迁转之限。”①上述迁转规定的适用范围，主要是州县地方官。至元七年五月，即这个制度实行三年多以后，尚书省奏：“管民官迁转，以三十月为一考，数于变易，人心苟且。自今请以六十月迁转”（《元史·世祖纪四》），世祖是之。考课时间增加一倍，中下级汉人官僚的政治待遇明显降低。

　　迁转体例的进一步更动，当在至元十四年八月。这时候迁转对象扩大到随朝官、京官、地方官、匠官等各种职官系统，对有关迁转的规定也作了进一步的调整和充实。这个规定的正式颁行，或与其他相关规定一并构成一次大规模甄别在任官员的行动，大约是在至元十七年三月；因此，《元史·世祖本纪》在正月丙辰条下载：“立迁转官员法。凡无过者授见缺；物故及过犯者选人补之；满代者令还家以俟。”

　　至元十四年的《循行选法体例》，其内容包括对于随朝官员、外任官员、随朝吏员、外路吏员、匠官的流转升迁规定凡五部分。凡随朝诸衙门官员，三十个月为一考，一考升一等。各行省、各道宣慰司当时属于中央的派出机① 《元典章》卷八《吏部》二《职官荫子例》。《吏学指南》“世赏”条：“暴使，谓给事于官者也。”① 见《事林广记》别集卷一“职官新制”条。

　　构，因而其官员的迁转同随朝衙门官。外任官员三周年为一考，自从九品任上始，或历三考，或历两考，方能升一等。自正五品升入四品，除须历两考外，还附加两考内须历上州尹一任，或增加正五品一任的条件。正从四品不分内外任，均通理八十个月，与三品职事，惟三品职非有司予夺。三品以上职，不拘常调。上述外任官员迁转规定，仅对汉、南人有效；达鲁花赤和回回官员可“另行定夺”，不受此限。此外，福建、两广、四川等省份，当时视为“边远”、“烟瘴之地”。因而凡江西、陕西官员愿调川广等地者，可予升一等的优待。诸管匠官属于杂职品官，故自成系统，止于管匠官内流转。每升一等，也都要历两考或三考①。

　　至元十四年体例没有明确指出上都、大都等附廓路分的地方官是否被包括在“外任”官员中间。但从“大都总管府司吏、上都留守司吏”按“外路官吏”待遇来看，他们恐怕被看作是“外任”官员的一部分。

　　这个升迁体例的最大特点，从表面上看来似乎是重内任而轻外任。实际上，外任中的蒙古、色目官员，其升迁并不受上述制度的限制。真正受到压抑的，乃是接受各种外任职务的汉人和南人。他们的升进速度，只有随朝诸衙门的蒙古、色目贵族和少数被视为亲信的汉族官僚的一半、甚至三分之一②。

　　在职官迁转体例以及整个铨选制度的其他各个方面，最受歧视的是所谓“南人”。属南宋版图的居民最后为蒙古所征服，没有机会再跟随蒙古人一同去对别的地区从事大规模征服活动。于是依蒙古体例，他们成为当时中国境内各地区居民中地位最低下的蒙古臣民。“若辽阳、甘肃、云南、女真、高丽，举非九州之地，西则巴蜀，又出九千里外。今其人皆得与中原等。唯荆扬贡赋极饶，文物极盛，而朝廷鄙其人”③。因此，元制“铨选优视中州人。..中州人遂布满中外，夸耀于时。唯南人见扼于铨选。省部枢密、风纪显要之职，悉置而不用，仕者何寥寥焉”①。甚至在科举取士时，也发生因考官中有人反对将南人擢置左榜第一，而终使当事人“以下第受屈，名动京师”的事情②。在这种窘迫的情势下，固然有人高蹈远引，但也有大量的南人为求得一官半职四出运动。时人概括当时南来北往的游士谓：“南士志于名爵者率往求乎北，北士志于文学者率来求南。”③在京师求仕的南人，往往携带馈赠北人的腊鸡，以至被北人称为“腊鸡”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