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元秘书监志》记载，至元十五年（1278），札马鲁丁在司天监的副手司天少监可马剌丁，曾奉皇子安西王的命令，每年推算、编撰回回历两本。又，在《元史·食货志》上记有天历元年（1328）皇家发卖的历日——即每年民用的历书——数字，在总数3123185 本历日中有回回历日5257 本①。相比起来，这个数字的确很小。不过，既然回回历日在天历元年有发卖，当然，其他年份也是会有卖的。照此说来，元皇朝稍许颁行的是《回回历》。

　　历日，或历书，向使用者提供了他在一年中从事各种活动的一个时间坐标。作为国家政权来说，它不可能容许一个国家内有二种不同的时间坐标，因为这将引起整个社会的秩序混乱。除非国内有宗教信仰或生活习惯比校特殊的民族，为了照顾这部分人民，会允许他们使用特殊的、合乎其信仰和习惯的历日。但这必然只是限于这些民族内部的、小范围内的事。一当这些民族要从事超出本民族范围的社会活动时，他们就必须使用全国统一的历法，否则将导致混乱。这样的行为规则，在中国封建皇朝执行得更加严格，因为中国的封建皇朝一向把“颁正朔”视作是自己的权力标志。所以，元皇朝可以颁行万年历，但这只是供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使用，故称为“稍颁行之”。因此可以肯定，元皇朝绝不会向这部分人民提供二种不同的历法，否则岂不自找麻烦？这样看来，札马鲁丁——可里马丁的万年历和《元史·食货志》上所说皇家发卖的《回回历》历日应是一回事。

　　至于说到可马剌丁为安西王推算、编纂回回历两本一事，则因为可马剌丁是札马鲁丁的下属（后来又成为札马鲁丁的接班人），故可认为，札马鲁丁当时已将推算、编纂《万年历》的事交给了可马剌丁。安西王（忽必烈的第三子忙哥剌）封于至元九年，卒于至元十七年。《元史·诸王表》称他被封后“出镇长安”。长安本是穆斯林聚居较多的城市，又是与西北各地伊斯兰民族交往的要地。因此安西王自有必要早一点得知明年的回回历日，故可能与可马剌丁私相交往，要求尽早得到此物。不可能想象安西王会要求可马剌丁为他编二本与朝廷颁行的《万年历》全不相同的《回回历》。如果他要的历日与朝廷颁行、发卖的历日不同，那么第一，他要了也没有用；第二，他就犯了自行正朔的大罪。在他那样的地位，这可是与不臣、谋逆相联系的罪名。这反过来也表明，《万年历》与《回回历》当是一回事。

　　当然也有可能，《回回历》和《万年历》是两种不同的东西，不过，它们并不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历法，而只是同一个历法下的两种形式不同的历日（历书）。比如说，《万年历》是一种长达几年、几十年的历日，就像现今市面可见的一些万年历一样。《万年历》中的“万年”两字只是表示所预推的历日年头较长。而《回回历》则是一种每年一本的历日，这种历日除了《万年历》中也会有的各月历日安排；伊斯兰教的各种节日、礼拜日期；朔、望等天文现象之外，可能还有关于日、月、五星的位置；合乎阿拉伯星占学的各种吉凶、宜忌等的历注之类，等等。据《元史·食货志》的记载，回回历每本售价和大历（即根据《授时历》编印的颁行全国的历日）每本售价一样，都是纹银一两。可见两者的篇幅和刻印的工本是很相似的。

　　① 《元史·食货志·额外课》。

　　总之，《万年历》和《回回历》应是同一种历法所编的历日；两者的形式可能相同，也可能不同。无论如何，两者的历日安排是应当一致的。在承认历日安排一致的前提下，也许两种历日（历书）的形式不一样的可能性更大些。

　　《大元大一统志》《大元大一统志》是一部官修的全国地理志书。从至元二十二年修起，到二十八年进呈，共成书七百五十五卷。其后，因得到了云南、甘肃、辽阳等地的地图，又加重修。重修工作由孛兰肹、岳铉等主持，于元成宗大德七年（1303）完成，撰书一千三百卷。这前后两部书的绝大部分都已佚失。当代学者赵万里曾努力汇辑残存资料，于1966 年出版了《元一统志》辑本两册。辑者在序中指出，是书曾引用了大量宋、金、元时代的地方志，“此书存，则无数宋、金、元旧志俱随之而存；此书亡，则宋、金、元旧志亦随之而亡。此书学术上之重要性可见一斑。”不过，赵万里序中未提及是书的编纂经过，在给辑本署名时又只列了一千三百卷本的进呈者的名字，因此，现代的一般读者已不知道本书的编撰还有札马鲁丁的巨大功绩。

　　元末有位身居宰辅高位的学者许有壬曾于元至正七年（1347）为《大一统志》写过一篇序。序中说到，当时的朝廷曾决定将这部书的七百五十五卷本刻印，“以永于世”②。为此才有旨命他作序。他明确指出，这部书是由札马鲁丁创议修撰的。

　　很幸运的是，元代王士点撰的《元秘书监志》中记载有许多关于编撰《大一统志》的史料，从这些史料中可清楚地了解到札马鲁丁在这项工作中所起的作用。

　　一、札马鲁丁是修撰《大一统志》的发起者《元秘书监志》卷四中收录了至元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五日中书省的一道文书，其中摘录有札马鲁丁的奏文：太史院历法做有。《大元本草》做里。体例里有底，每一朝里自家地面图子都收拾来把那的做文字来。圣旨里可怜见教秘书监家也做者。..奉圣旨，那般者，钦此。太史院编历法是指编《授时历》一事。此历于至元十七年冬编成，十八年颁行天下。故札马鲁丁在此称“做有”。《大元本草》之事鲜见本草史家提起。从文字语气推断，当时似正在编纂中。何时编完，最后定名是什么，均尚无考。但肯定，当时也应是件学术界的大事。札马鲁丁以编历法和编本草两件大事为说辞，要求元世祖忽必烈批准秘书监也做一件大的编纂工作：把国家疆域内各地地图拿来做有关地域的文字介绍。此项要求得到元世祖的批准，经由中书省交秘书监办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