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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塞艺苑
中国通史第八卷-中古时代-元时期 (下)
来源: | 作者:白寿彝 | 发布时间: 862天前 | 26053 次浏览 | 分享到:

  子二人,任行省检校官及秘书监著作郎等职。

  祖常崇尚儒学,曾出资赞助光州郡守修孔子庙,又于淮南构筑别业,名石田山房,以耕读相标榜,教授《孝经》、《论语》、《孔子》之说①。并建言:国族及诸部既诵习圣贤之书,当敬事诸母,以敦厚人伦。他文学造诣甚高,曾慨叹魏晋以来文风卑弱,故作文务去陈言,专以先秦、两汉为法。文风宏赡精核,自成一家。所作训诰文体,富丽典雅,勋阀贵胄,褒赠父祖,常有请托。尤善赋诗,酬唱之外,亦间有诸如《室妇叹》、《石田山居》等反映民间疾苦之作。诗风圆密清丽,才力富健,长篇巨制,又显得磅礴奔腾,含不受羁勒之气,因而深获元文宗赏识,曾说:“孰谓中原无硕儒乎?”《元文类》选录祖常诗文,多至二十一篇,为全集之冠。曾预修《英宗实录》,翻译润饰过《皇图大训》、《承华事略》,又编集《列后金鉴》、《千秋记略》进读。有《石田集》十五卷传世。另有《章疏》一卷(见于《千顷堂书目》)②。

  ① 马祖常:《石田集·附录》。

  ② 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卷八《结论·元西域人华文著述表》。

  第三节萨都剌迺贤萨都剌萨都剌(1290?—1348?),一说是阿拉伯语Sa’dal—Allāh 的音译,意为“真主之福”,与其字“天锡”意合。号直斋,回回人。祖父思兰不花、父阿鲁赤曾镇守云、代。萨都剌生于代州雁门(今山西代县西北),一说生于镇江(今属江苏)①。萨都剌早年家境清贫,但资质超拔颖敏。泰定四年(1327)登进士第。天历元年(1328)七月以将仕郎资历,任镇江路录事司达鲁花赤,任间多以风教为先,他亲书录事司堂匾为“善教”,用以自勤自勉。至顺二年(1331)七月,调任江南行御史台掾史,前后三年。在职期间,他南至吴楚,西抵荆楚,北达幽燕、上都等地,并与张雨、倪瓒、马九皋等人诗文唱和,写出《满江红·金陵怀古》、《念奴娇·登石头城》、《登北固城楼》、《鬻女谣》等名作。

  元统二年(1334)八月,调任燕南肃政廉访司照磨(治所真定,今河北正定)。次年初又调职。他曾作为监礼官陪集贤学士只儿合舟祭祀拖雷在真定的影堂,又先后赴河间、沧州审察刑狱。后至元二年(1336)春,他南行入闽,就任闽海福建道肃政廉访司(治福州)知事,途经徐州、扬州、平江、杭州、桐庐、兰溪、仙霞岭、崇安、建溪等山水胜地,均留下诗篇。

  后至元三年(1337)八月,他再迁燕南河北道肃政廉访司经历,升入从七品,该年冬季到职。至此他一生创作了四百余首诗词。可能他因体弱多病而较早去世。关于萨都剌的晚年,尚有隐居武林(杭州)、寄情山水而莫知所终之说,还有充任方国珍幕僚以及终于太湖司空山、太白山下之说等。萨都剌自称“名在儒籍”,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为官清廉,宦绩亦可称道,他生性好游,善写楷书,主要成就在诗词创作。由于官职低微,元人将他与贯云石、马祖常、余阙等并列,但后人备极推崇,列为有元一代词人之冠。因宦游南北,故胸中包纳万里名胜风情,又以北人气质,涵融前代各家之长而不蹈袭前人。诗作诸体皆备,文词雄健,音律锵然,具有一种清朗寥廓之气。诗词编有《雁门集》(有三卷、六卷、八卷、二十卷本)、《萨天锡诗集》十卷、《集外诗》一卷(毛晋刻)、《萨天锡逸诗》(日本刻本)及《西湖十景词》①。

  迺贤迺贤(1309—?)②,字易之,号河朔外史,合鲁(葛逻禄)部人。合鲁部人东迁,散居各地,迺贤家族先居南阳(今属河南)。后其兄塔海仲良入① 萨都剌《元史》无传,事迹主要散见于他和与他同时代的诗文以及明清以来的著述中,因而生卒年及履历有多说。张旭光《萨都剌生平仕履考辨》(载《中华文史论丛》1979 年第2 期)与《回族诗人萨都剌姓氏、年辈再考订》(载《扬州师范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 年第3 期)也可存一说。① 以上篇目转录自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卷八《结论》三《西域人华文著述表》。② 生年见迺贤《金台集》卷一《徐敬伯哀诗》序,迺贤与徐仁“同生年”,而后者因病卒于庚辰(1340),年三十二,故迺贤当生于1309 年。

  仕江浙,他随之迁居四明(治今浙江宁波)。迺贤先世可能是黄金家族姻亲③。其兄师事本乡儒者,中进士后任职宣慰,名重一时。迺贤则淡泊名利,退居四明山水之间,与名士诗文唱酬。为了扩大见闻,他于至正五年(1345)离浙北上,循运河达齐鲁之地,再向西进入中原。十二月初二,他从郏城(令河南郏县)、阳翟(今河南禹县)北上,进入山西。次年至大都,在那里旅居五年左右。北上的前一年,黄河南北遭受巨灾,次年又瘟疫肆虐,民死者过半。迺贤以当时亲历见闻写成《新乡媪》、《颍上老翁歌》等长诗,真实反映了当地“赤地千里黄尘飞”、“疫毒四起民流离”的惨状,并透露出农民举义旗,攻占州治,“踞坐堂上如熊羆,长官邀迎吏再拜”的史实①。北行期间,他对沿途山川古迹、衣冠人物、断碣残碑以及宋金疆场之变更,均留意察访,并结合图经地志和耆老口碑详加考订,每有感触,便作诗歌述志言怀。在大都期间,他广结名流,对典章制度无不研习精到。至正十一年(1351),他经原路南下,返回吴越。反映中原十万百姓被驱迫修河而再遭凌轹的《新堤谣》,即写于归途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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