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元史》卷四《世祖纪》一，卷二○五《阿合马传》。本节后面引文未加注者，均见此二处。② 《元史》卷一二六《安童传》。

　　了阿合马的尚书省与安童为首的中书省之间，在权力和用人等问题上的矛盾是颇为尖锐的。同年五月，尚书省奏括天下户口，由于御史台的反对，遂止。括户之目的是进一步搜括百姓钱财，这是阿合马等的第三种“理财”手法。立尚书省之初，忽必烈曾明令规定：“凡铨选各官，吏部拟定资品，呈尚书省，由尚书咨中书闻奏。”可是在执行过程中，“阿合马擢用私人，不由部拟，不咨中书。”丞相安童提出意见，忽必烈令问阿合马。阿合马乃说：“事无大小，皆委之臣，所用之人，臣宜自择。”其无视大汗圣旨，目无中书，已昭然若揭！安童无奈，因请：“自今唯重刑及迁上路总管，始属之臣，余事并付阿合马，庶事体明白。”忽必烈竟“俱从之。”安童之权力至此被夺殆尽。说明阿合马的飞扬跋扈是得到忽必烈的认可的，关键是阿合马的聚敛政策正符合了忽必烈的需要。

　　至元九年正月，并尚书省入中书省，原来平章尚书省事的阿合马，如今又摇身一变而成了中书平章政事。这次两省合并，表面上是尚书省并入中书省，实际上使阿合马得以进一步控制中书省。因如上所言，安重中书省的权力本来就被夺殆尽了。

　　至元十年（1273）春三月，尊崇儒术和汉法的真金被正式册立为皇太子，这在客观上加重了汉法派的分量。

　　阿合马于推行搜括之法的同时，千方百计破坏汉法，史载“权臣屡毁汉法”（《元史·许衡传》）。可为证。至元十年他为了搞垮教习人才的国子监，使“诸生廪食或不继”，逼得国子祭酒许衡无法执教，只好请求回乡。至元十一年十一月，安童见阿合马擅财赋权，蠹国害民。乃奏劾阿合马“凡所用非人，请别加选择；其营作官殿，夤缘为奸，亦宜诘问”。忽必烈表面上“命穷治之”。实际上未有动作。相反，安童却于次年七月，被阿合马排挤出了中书省，忽必烈命他以行中书省枢密院事，从北平王出镇北方①。至元十二年九月，阿合马等以为兴国用不足，请复立都转运司九，量增课程元额，鼓铸铁器，官为局卖，禁止私造铜器。同年十一月，阿合马奏立诸路转运司凡十一所。其搜括手法仍属故技重演。是年，姚枢与徒单公履曾建言，北盐药材，“可使百姓从便贩鬻”。阿合马则反对，他奏称，“臣等以为此事若小民为之，恐紊乱不一。拟于南京、卫辉等路，籍括药材，蔡州发盐十二万斤，禁诸人私相贸易。”其目的，显然是不使财源流归百姓，实为与民争利！忽必烈称：“善，其行之。”先籍括而后由朝廷专卖，乃阿合马之又一搜括手段。

　　至元十三年，阿合马威权日盛，恣为不法，顾忌御史台揭发其奸状，乃奏罢诸道提刑按察司，以撼内台。御史中丞张文谦奏复其旧，使阿合马阴谋未能得逞。但从此张文谦自知为阿合马所忌，力求离开御史台。明年，忽必烈授之以昭文馆大学士。张文谦是忽必烈的潜邸旧臣，汉法派的主要成员之一。

　　至元十五年四月，中书左丞崔斌奏言“阿合马溺于私爱，一门子弟，并为要官”。忽必烈下旨“并罢黜之”。然而终不以此为阿合马之罪。相反，忽必烈却称道“阿合马才任宰相”。同年七月，忽必烈命崔斌迁江淮行省左丞。崔斌到任后，“凡前日蠹国渔民不法之政，悉厘正之，仍条具以闻。阿合马虑其害己，捃摭其细事，遮留使不获上见，因诬构以罪，竟为所害”。① 《元史》卷八《世祖纪》五；卷一二六《安童传》。

　　真金在东宫，“闻之，方食，投箸恻然，遣使止之，已不及矣”（《元史·崔斌传》）。原来被崔斌奏劾免官的阿合马子忽辛、阿散等，于是年十一月却又被复官。

　　约当至元十七年，礼部尚书南人谢昌元建议设立门下省以封驳制敕。忽必烈“锐意欲行之”。围绕这一议题，皇太子真金、忽必烈潜邸旧臣董文忠、深通儒术的廉希宪等汉法派与阿合马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较量。阿合马觉得于已“不利”，极力阻挠，最后竞由他获胜。（详见本书“真金”条）。至元十七年六月，阿合马奏遣不鲁合答儿等检覆江淮行省平章阿里伯，右丞燕铁木儿钱谷，结果，二人于同年十二月均遭诛。此事与当年崔斌任江淮行省左丞时厘正阿合马“前日蠹国渔民不法之政”不无关系；崔斌已被阿合马诬害而死，与其同列的阿里伯、燕铁木儿当然也难逃阿合马的暗算与报复，惜史无明载。

　　阿合马在位日久，益肆贪横，援引奸党，骤升同列，阴谋交通，专事蒙蔽，通赋不蠲，众庶流移，京兆等路岁办课至五万四千锭，犹以为未实，如此狂征暴敛，搞得民不聊生，致使天下怨忿。他又诬杀异己，“内通货贿，外示威刑，廷中相视，莫敢论列”。洛阳宿卫士秦长卿，曾愤然上书忽必烈，揭露阿合马为政擅权杀人，并说：“观其禁绝异议，杜塞忠言，其情似秦赵高，私蓄逾公家资，觊觎非望，其情似汉董卓”，“请及未发诛之为便”。（《元史·秦长卿传》）阿合马知道后，任秦长卿兴和宣德同知铁冶事，然后诬以折阅课额数万缗，将他逮捕入狱，籍没其家产偿官，并使狱吏杀之狱中。诬杀异己是阿合马惯用的手法。特别是崔斌之死，“天下怨之”。凡此种种，表明了阿合马与汉法派之间的斗争已到了十分尖锐的程度。至元十七年十一月，廉希宪卒，其疾笃时，皇太子真金遣侍臣杨吉丁问疾，并问治道。希宪说：“臣病虽剧，委之于天。所甚忧者，大奸专柄，群邪蜂附，误国害民，病之大者。”并进一步建议：“殿下宜开圣意，急为屏除，不然，日以沈痼，不可药矣。”①说出了汉法派欲急除阿合马的心愿。而当时作为汉法派的代表人物皇太子真金，对阿合马的所作所为，早已极为不满，素“恶其奸恶，未尝少假颜色”（《元史·裕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