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合马本人亦知其树敌和积怨太多，所以他平日“极为小心和警惕，常有卫士随从，其寝处不为人所知”，以防不测，整日里提心吊胆。然而，他终究未能逃脱灭亡的命运。至元十九年（1282）三月十七日，益都千户王著与高和尚等合谋，乘真金随从忽必烈在上都之机，诈称皇太子还大部作佛事，结八十余人，夜入京城，诱杀阿合马于东宫前，时王著以所袖大铜锤，击碎阿合马脑，使之立毙。阿合马之同党郝祯亦被杀。消息很快奏到忽必烈面前。当他得报之初，很快派枢密副使孛罗等人驰驿大都，将肇事者王著、高和尚等诛杀。事先知情的枢密副使张易亦被杀。但忽必烈也知道，在反阿合马的一派势力中，有包括皇太子真金在内的蒙汉官员在内，具有相当强大的力量，加之阿合马犯有欺君之罪，将商人们为大汗买来的巨大宝石据为己有；益以真金及诸汉官之进言，尽得阿合马罪恶。忽必烈乃大怒说：“王著杀之，诚是也。”并命将阿合马发墓剖棺，戮尸于通玄门外，纵犬啖其肉。“百官士庶，聚观称快”。子侄皆伏诛，没入其家属财产。其妻引住处死，妻四十、妾四百人分赐他人。可见，在揭露阿合马的劣迹中，以皇太子为代表的汉法① 元明善：《平章政事廉文正王神道碑》，见《元文类》卷六五。

　　派是起了作用的。

　　从阿合马“理财”过程中的所作所为，可以确定其最终被杀实属必然，只不过是时间的迟早和处死方式的问题罢了。纵观忽必烈朝的三个“理财”之臣，没一人有好下场便是明证。就阿合马个人而言，当他受宠于忽必烈时，忽必烈虽称道他“才任宰相”，但将其子忽辛仅作“胡贾”看待；当其失宠后，忽必烈骂他为“奴”①。其所以能显赫一时，仅是其搜括之法迎合了忽必烈“急于富国、敛财心切”的心理。他在忽必烈的心目中，犹如一条走狗。识者有言，走狗不走，就要换狗。如今阿合马被杀而无法再“走”，忽必烈当要寻找新的能充当这一角色的人物，于是，卢世荣、桑哥之流乃相继登场，此是后话。

　　① 波义耳译：《成吉思汗的继承者》，页293。

　　第二节桑哥桑哥（Sengge，源于梵文的藏语名，意为狮子，？—1291），《史集》记载为畏兀儿人②，藏文《汉藏史集》称他“出身于噶玛洛（bKa-ma-log）部落”③，也就是吐蕃赞普赤松德赞时代（755—797）派驻脱思麻地区（mDo-smad，今青海东部、甘肃东南部和四川西北部）、后来一直留居当地的吐蕃军队的后裔①。《元史》本传说他是胆巴国师的弟子，“能通诸国语言，故尝为西番译史”（即藏语译员）；据元人虞集记载，他“本大浮图师之译者”②。《汉藏史集》的记载更详，说他通蒙古、汉、畏兀儿、藏等多种语言，在脱思麻地区汉藏交界之地拜见了帝师八思巴，愿为上师效力，八思巴将他收为译史。汉、藏文史料相印证，说明他出身于藏族噶玛洛部落的记载是可信的。

　　桑哥谒见八思巴的时间可能是1253 至1255 年八思巴在脱思麻、朵甘思一带活动期间，但更可能是至元初（1264）从上都回萨斯迦途经脱思麻时。《汉藏史集》记载说：“以后，当他任速古儿赤之职时，因其见识广博，得上师喜爱，多次遣往皇帝驾前奏事。皇帝也因此人之学识和功德，将他从上师处取来。”速古儿赤（Sugurchi）是怯薛执事中“掌内府上供衣服者”，但从上文分析，他并非世祖的怯薛，而是八思巴的侍从。八思巴回到萨斯迦后，大概是仿照蒙古的怯薛制度建立了自己的“刺让”（bla-brang，上师私邸）机构，设置了13 种侍从官，其中就有掌内室和服饰之官（gzim-dpon）。很可能八思巴把他带到了萨斯迦，成立“刺让”时让他担任了这个职务（同书又载八思巴的司茶侍从是桑哥好友，亦可作为他曾任上师侍从的佐证）。其时胆巴当也在乌思藏。至元六年（1269），八思巴偕同胆巴和13 侍从官回京师，进呈所制“国字”（即八思巴字）；八年，离京赴临洮居住，而“以教门之事属之于”胆巴①。桑哥大概也是随八思巴来京，并被世祖召用，更可能是由八思巴推荐而担任了总制院的官员。《汉藏史集》记载他当官后在大都帝师居处梅朵热哇（me-tog- ra-ba，意为花苑）旁建了一座向上师求法的佛堂，因此被御史台按治下狱，后世祖邀请八思巴同观歌舞，八思巴乘机奏明桑哥被下狱事，遂得释放。此事发生在八思巴最后一次来京时，即至元十一年，可见桑哥在此之前已任总制院官。汉文史料记载桑哥初受戒于胆巴②，可能是在胆巴主持京师教门事之后。八思巴于至元十三年回到萨斯迦，十七年，乌思藏发生反对帝师和朝廷的骚乱，八思巴被谋害。世祖遣“大臣”桑哥率领大军前往讨伐，此时他已被重新任命为总制院官，并升为院使。次年（1281），他率军到达乌思藏，先后攻下叛乱者所据朗卓康马土城（在今康马县境）和甲若仓之城（在今江孜县境），处死叛首、前任本钦功嘉藏卜，② 《史集》第2 卷，汉译本页346。

　　③ 《汉藏史集》陈庆英汉译本，页179。

　　① 参见毕达克（L.Petech）：《元代的藏族政治家桑哥》，《匈牙利东方学报》，1980 年；仁钦札西：《元代中央王朝的藏族宰相桑哥》，《西藏研究》1984 年第2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