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篇文章的前言中，陈公博写道：    

    这篇文章我本来决定要写的，但我同时希望藏之书橱，待身后才发表。我不是想自己守秘密，我曾参加过共产党，并且是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这是公开的事实，就是日本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也有这样的记载。……    

    陈公博既然是中共“一大”代表，那么，他在一九二四年写出《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也就合情合理了。在《我与共产党》一文中，陈公博详细记述了他参加中共“一大”的经过，写及“一连四日都在李汉俊的贝勒路家内开会”。    

    陈公博还谈及，中共“一大”曾就纲领和决议案进行激烈的争论。“应否发出，授权新任的书记决定。我回广东之后，向仲甫先生(引者注：仲甫即陈独秀，当时在广州，未出席中共“一大”，但被选为书记)痛陈利害，才决定不发。”这清楚表明，中共“一大”的纲领和决议案是由陈公博带到广州去的，他当然有可能抄了一份留在自己手头。另外，陈独秀“决定不发”，使中共“一大”文献没有发表，于是留存于世的唯有手稿——正因为这样，此后多年找不到中共“一大”文献。    

    在《我与共产党》一文中，陈公博还写及“在民国十二年(引者注：即一九二三年)二月十二日随‘美国总统’号赴美”。他说：“抵纽约之后，我入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大学院(引者注：似应为“文学院”)，那时我又由哲学而改研究经济。……“我抵美之后，接植棠(引者注：即谭植棠，北京大学毕业生，一九二○年曾与陈公博一起在广州办《广东群报》。一九二一年初在广州参加共产主义小组，后来曾任中共粤区委员)一封信，说上海的共产党决定我留党察看，因为我不听党的命令，党叫我到上海我不去，党叫我去苏俄我又不去。我不觉好笑起来，我既不留党，他们偏要我留党察看，反正我已和他们绝缘，不管怎样，且自由他。但我和共产党绝缘是一件事，而研究马克斯(引者注：即马克思)又是一件事，我既研究经济，应该彻头彻尾看马克斯的著述。我一口气在芝加哥定(引者注：即预订)了马克斯全部著述，他自己著的《资本论》和其他小册子，甚至他和恩格斯合著的书籍都买了。……”    

    陈公博在一九二三年二月十二日从日本横滨赴美，而哥伦比亚大学档案表明他在二月二十八日注册，完全吻合。    

    陈公博在美国研读马克思著作，而且“倏忽三年，大学算是名义上研究完毕了，硕士学位已考过”，这也与那篇硕士论文的写作相吻合。    

    韦慕庭越来越意识到那篇在哥伦比亚大学“沉没”多年的硕士论文的重要性——当然，这也难怪，在一九二四年那样的年月，美国的教授们谁会注意一个二十多岁的中国学生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论文呢?韦慕庭着手详细考证论文。他的书桌上，堆满了关于中共党史的参考书：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布兰特、许华茨、费正清合著的《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哈佛大学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版)，陈公博的《中国历史上的革命》(上海复旦书店一九二八年版)，萧旭东(萧瑜)的《毛泽东和我都是穷人》(锡拉丘兹大学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许华茨的《中国的共产主义和毛的兴起》(哈佛大学出版社一九五一年版)，沈云龙的《中国共产党之来源》(台北，一九五九年版)，汤良礼的《中国革命内幕史》(伦敦，乔治·拉特利奇——森斯有限公司一九三○年版)……通过何廉教授的介绍，韦慕庭访问了陈公博在美国的一位家庭成员，得知关于陈公博更加详尽的身世。    

    韦慕庭着手写作论文。他的论文，作为陈公博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绪言。由于得到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会的赞助，一九六○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了《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一书，收入韦慕庭的绪言和陈公博三十六年前的论文。    

    韦慕庭在绪言中指出：“直到现在，人们还不知道保存有(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产生的文件；董必武认为所有的文件都已丧失。而附录一和附录二就是——我认为，那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文件。……”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文献终于在大洋彼岸被发现。陈公博沉寂了三十六年的论文，走出了冷宫。不过，陈公博的论文是用英文写的，因此美国所发现的是中共“一大”文件的英文稿。    

    这些新发现的中共“一大”文件，其真实性是毋庸置疑的。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英文稿在第十条和第十二条之间，竟缺了第十一条!韦慕庭只能作如下推测：“陈公博的稿本无第十一条，可能是他打印新的一页时遗漏了，或在第十条以后排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