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小引追寻在苏联找到了俄文稿

    不论怎么说，美国韦慕庭教授的发现和研究，是对中共党史研究做出了贡献。    

    不过，在一九六○年，哥伦比亚大学印出《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在美国除了几位研究中国史的专家有点兴趣，并没有多少人注意这本书。    

    当时，中美处于严重对立状态，两国之间没有外交关系。韦慕庭的论文，被浩淼的大洋阻隔。大洋此岸，并不知道中共“一大”文献在美国被找到的消息。    

    中国的中共党史专家们，也在寻觅着中共“一大”文献……一九五○年，中国的中共党史专家发现了一篇苏联人葛萨廖夫写的《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此文的写作时间，比陈公博的硕士论文晚不了多少时候。葛萨廖夫当时在中国，跟第三国际来华代表有过接触。这篇文章，有一定的历史价值。    

    这么一篇历史文献，竟是从一部蓝色封皮、线装的书中发现的。那部书的书名颇为惊人：《苏联阴谋文证集汇编》!这是一部文言文写的书。没有标明什么出版社出版。    

    经过查证，此书“来历不凡”：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清晨，奉系军阀张作霖不顾外交惯例和国际公法，突然包围、袭击了苏联驻华大使馆以及附近的远东银行、中东铁路办事处、庚子赔款委员会，抓走了在苏联大使馆西院的中共领袖李大钊。他们还搜查了苏联大使馆，非法搜去许多文件，内中便有葛萨廖夫用俄文写的《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一文。    

    张作霖下令把搜到的文件译成中文(文言文)，编成一本书——《苏联阴谋文证集汇编》。    

    这本印数很少的线装奇书，在解放后被找到一套。于是，那篇《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也就得以重见天日。葛萨廖夫的《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详细记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经过，提到了中共“一大”讨论第一个纲领的情况，谈及关于纲领的激烈的争论——可惜，没有收入第一个纲领的原文。    

    不过，发现葛萨廖夫的文章，毕竟使人们对中共“一大”的纲领，有了一些侧面的了解。重大的进展，是在一九五六年九月中共“八大”之后，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前往莫斯科，与苏共交涉，要求把共产国际有关中共的档案交还中共。    

    苏共经过仔细研究，答应交还一部分。于是，从莫斯科运回了几箱档案。    

    中共党史专家细细检视这批档案，居然从中找到了中共“一大”文件的俄译稿!不言而喻，中共“一大”召开之际，第三国际派代表出席会议，把中共“一大”文件的俄译稿带回了苏联，保存在共产国际的档案库里。查遍几箱档案，没有发现中共“一大”文件的中文原件。于是，俄译稿被还原译成中文。在当时，中共“一大”的文件属党内重要机密。还原译成的中文稿经过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再三斟酌，刊载于内部机密刊物《党史资料汇报》第六号、第十号上。为了鉴定从苏联运回的这些文件是否可靠，还原译成的中文表述是否准确，中央档案馆筹备处办公室在一九五九年八月五日，派陈铭康和李玲把文件送到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那里，请这位历史亲历者作鉴定。整整一个月之后——一九五九年九月五日，董必武写下了亲笔复函：    

    “我看了你们送来的《党史资料汇报》第六号、第十号所载‘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及‘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这三个文件虽然是由俄文翻译出来的，但未发现中文文字记载以前，我认为是比较可靠的材料，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文没有载明时间，其他两个文件上载明的时间是一九二一年，也就是‘一大’开会的那一年，可说是关于我党‘一大’文字记载最早的一份材料。……”董必武认可了这一批中共“一大”文件。因此，在美国教授韦慕庭发现陈公博的论文之前，中共已经发现了“一大”的文件俄文稿。    

    美国教授声称自己是中共“一大”文献的第一个发现者——这也难怪，因为中共当时没有公开发表过发现“一大”文件俄文稿的消息。严格地说，美国韦慕庭教授是中共“一大”文献英文稿的第一个发现者和鉴定者。    

    不过，韦慕庭教授的发现，过了十二年之久，才传到大洋此岸来……那是一九七二年，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陈列部的李俊臣，结束了“五七”干校的劳动，回到了城里。自从“文革”开始以来，他已好多年没有机会查看外国文献了。回到北京之后，他才有机会到北京图书馆翻阅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