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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塞艺苑
中国通史第九卷-中古时代-明时期 (下)
来源: | 作者:白寿彝 | 发布时间: 1025天前 | 58386 次浏览 | 分享到:

  自十九岁起,黄道周两次献时政策于布政司和按察司,皆不用,由是“知王道之难行”。二十八岁,补漳州府学生员。同年,入省城福州应乡试,不第,归而杜门著述,先后完成《易象》、《畴象》各凡八卷,并开始撰写《三易洞玑》等书。其时,因家贫益甚,曾在漳州和广东潮州收徒讲学,借馆谷■口。万历四十六年(1618),三十四岁中乡试,名列第七。次年,应会试,落榜。天启元年(1621),再次公车北上。二年,举进士。寻以成绩优异,被选为庶吉士,入翰林院学习馆课,由此踏上仕途。

  黄道周进入仕途之时,正是明代历史上最腐败、最黑暗的年代。皇帝昏庸,官吏贪酷,民不聊生。后金崛起,对明边虎视眈眈,整个明皇朝已病入膏肓,积重难返,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黄道周性存忠孝,尚气节,贱流俗,不媚权势,立朝守正,清直敢言。因此,在二十多年的宦海生涯中,几经浮沉,屡受挫折。

  为庶吉士时,值魏忠贤一伙左右朝政,虐焰方炽。道周愤其祸国病民,与同列文震孟、郑鄤相约:“尽言报国”,揭露魏鄤擅权,挽救皇朝危机。天启四年,庶吉士散馆,他被授为翰林院编修,参与国史、实录的编写工作,并充经筵展书官。按制度规定:经筵展书官奉书“必膝行前”。黄道周以为经筵道尊,不应如此,独以平步而进,触怒魏忠贤,于天启五年四月被迫离京归里。

  崇祯二年(1629),魏忠贤已除,黄道周起原官。他以为这时当可以实现其事君报国之志,便风尘仆仆于次年四月抵京师。未几,出浙江主持乡试。他典试态度认真,秉公办事,不受请托,豪门子弟不得志,多恨之。事毕还都,逢《神宗实录》告成,晋右春坊右中允。八月,前兵部尚书、蓟辽督师袁崇焕以杀毛文龙罪被诛,故相钱龙锡受到牵连,被逮入死牢①。对此,廷臣无复言者。黄道周得悉愤愤不平,“不惜身家,不爱通显”,于十二月十三日连夜草疏,犯颜直谏,冒死申救,曰:“陛下御极以来,辅臣获重谴者九人矣,一代之间有几宰辅乎?”②疏呈上,崇祯帝不仅不听,反而斥为“诋毁曲庇”,著令回疏。他遵命三奏,而崇祯帝之疑犹“未释”,令停职四十日。①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二下《黄道周》,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 年版。② 洪思:《黄子传》,见《明漳浦黄忠端公全集·卷首》(以下简称《黄漳浦全集》),道光九年刊本。① 《明史》卷二五一《钱龙锡传》。

  ② 《救钱龙锡疏》,《黄漳浦全集》卷一。

  崇祯四年五月,钱龙锡获释,改戍定海①,黄道周则为此降秩三级。此时,礼科诸臣又落井下石,数次疏参他典浙江乡试事,“千敲万挝”②,以发泄和报复对他主持浙江乡试的不满情绪。在这种环境中,他见朝廷上下一片黑暗,没有容身之地,连上三疏恳请乞休。同官倪元璐抗疏,称黄道周为“古今第一词臣”,愿以职相让③。皇帝不听,于十一月降旨准行。

  崇祯五年二月,黄道周于临行之前上《放门陈事疏》,谓:“臣自少学《易》,以天道为准”。“入都以来,所见诸大臣皆无远猷,动寻苛细。治朝宁者以督责为要谈,治边疆者以姑息为上策。序仁义道德,则以为迂昧而不经;奉刀笔簿书,则以为通达而知务。一切磨勘,则葛藤终年;一意不调,而株连四起”。帝不怿,借“葛藤”、“株连”数语,令具陈。于是再上《放门回奏疏》,曰:“迩年诸臣所自营心计,无一实为朝廷者。其用人行事,不过推求报复而已。自前岁春月以后,盛谈边疆,实非为陛下边疆,乃为逆珰而翻边疆也;去岁春月以后,盛言科场,实非为陛下科场,乃为仇隙而翻科场也。此非所谓‘葛藤’、‘株连’乎。”又曰:“今诸臣之才具心术,陛下其知之矣。知其为小人而又以小人矫之,则小人之焰益张;知其为君子而更以小人参之,则君子之功不立。”同疏还荐马如蛟、惠世扬、徐良彦等十人以上④。此疏,不但批评崇祯帝用人失当,重用小人,而且荐举人材,又语刺内阁权臣周延儒、温体仁辈,故疏呈入而崇祯帝益为不怿,斥为“滥举逞臆”,削籍为民①。是月,他出京南下,游览东南名胜,在杭州附近之大涤山书院讲学数月,年底到家。

  黄道周家居时,与诸弟子谈经之余,屡屡劝人读史。并从历代史籍中筛选汉至宋代名人诸葛亮、寇准、李泌等十二人,人自为传,以行事相比,辑为《懿畜》前编。又取明代解缙、薛瑄、杨士奇、于谦、王守仁、商辂等数十人,各立为传,名曰《懿畜》后编。二编皆寓意于史,通过昭彰历代封建士大夫文治武功之业绩,激扬后人忧国忧民之精神。

  崇祯九年(1636),以荐用,恢复黄道周官职。经过前两次的打击,他对于为政已经毫无兴趣。本拟上疏请假,因有司敦促赴任,不得已于秋天心郁郁而就道。十年正月,入朝。四月底,又具疏乞休,连上数次皆不允。六月,崇祯帝以久旱下诏求言。他上《慎喜怒以回天疏》,曰:“陛下焦劳于上,小民展转于下,而诸臣括囊其间,稍有人心,宜不至此。”他与复社、东林诸人关系甚好,被江南学子尊为名士。同月,他针对温体仁方招奸人构复社、东林之狱,上《求言省刑疏》,曰:“当此南北交讧,奈何与市井细民,申勃谿之谈,修睚眦之隙乎”②,反对加罪于复社与东林党人。旋升谕德,掌司经局③。这时,他见朝廷内外交困,崇祯帝刚愎自用,延臣树党营私,以① 《明史》卷二五一《钱龙锡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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