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达、刘基对胡惟庸的人品极为鄙视,徐达“深疾其奸”,曾多次“从容言于帝”。为此,胡惟庸一度想与徐达结好,但徐达憎恶他的为人,不予理睬。胡惟庸又变换手法,企图贿赂徐家守门人福寿来加害徐达,但被福寿揭发。徐达知道此事后,并没有向他问罪,只是向朱元璋进言,胡惟庸不够资格做丞相。洪武初年,朱元璋曾与刘基论相,当问到胡惟庸是否可为丞相时,刘基说:“譬之驾,惧其偾辕也。”并说,天下何患无才,只要明主全心全意地求访,便可得到,就目前的人选来看,确实没有可以胜任的。但朱元璋并没有接受刘基的意见,不久便擢胡惟庸为相,刘基悲叹道:“使吾言不验,苍生福也。”
胡惟庸任相时,淮西集团的政敌杨宪已经在洪武三年被诛,胡惟庸独相数年。尽管汪广洋在洪武十年与他同居相位,但汪为人“宽和自守,居相位默默无可否”,在中书省仅仅是“浮沉守位而已”,因此,除了皇帝以外,在政治上胡惟庸感到唯一有些威胁的人便是刘基。由于刘基曾与朱元璋论相,胡惟庸更是耿耿于怀,伺机报复。刘基也深感处境艰难,隐居青田故里期间,为了避祸,每日“惟饮酒弈棋,口不言功”。即使韬迹如此,还是防不胜防,仍遭到胡惟庸的攻讦。刘基家乡附近有一个地方叫谈洋,位于浙、闽交界处,这里峰峦叠嶂,常有贩运私盐的“不法”之人隐匿其间,元末曾为方国珍所占据,社会秩序一直较为混乱。刘基曾奏请朝廷在此处设立了巡检司,以实行有效的控制。后来温、处之间发生兵变,当地官吏不敢上报,刘基命长子刘琏直接上奏朱元璋,没有经过中书省。这时胡惟庸刚刚以左丞掌省事,他并没有忘记当初刘基议相一事,于是指使刑部尚书吴云沐给刘基罗织罪名,说谈洋一带有帝王之气,刘基要在此修墓,百姓反对,便请朝廷设立巡检司驱逐百姓,假手朝廷以图不轨。朱元璋知道刘基精通象纬之学,料事如神,因此对此事半信半疑。虽然没有对他治罪,但却夺了刘基的俸禄。这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信号,刘基为了避免更加严重的结局,立即入京谢罪,并暂且留住在京城不敢归乡。刘基很聪明,他很清楚,不主动赴京自责,或者擅自归乡,都有可能酿成杀身之祸。就这样,在洪武八年,大概朱元璋看看实在找不出什么借口来杀刘基,加之刘基病卧在床,只好遣使护归乡里。但在南京卧病之时,胡惟庸曾派医生为刘基治病,刘基饮过药后,感到“有物积腹中如拳石”,回归青田一个月后,病情加重,离开人世。后来到了洪武十三年正月,中丞涂节告胡惟庸逆谋,同时揭发毒死刘基一事。
关于刘基被害一事,朱元璋在洪武二十三年曾对刘基的次子这样说:“刘伯温他在这里时,满朝都是党,只是他一个不从,吃他每(们)蛊了。”又说:“你休道父亲吃他每(们)蛊了,他是有分晓的,他每(们)便忌着他。若是那无分晓的呵,他每(们)也不忌他。到如今,我朝廷是有分晓在,终不亏他的好名。”又说:“刘伯温在这里时,胡家结党,只是老子说不倒。”还说:“后来胡家结党,吃他下了蛊,只见一日来我说:‘上位,臣如今肚内一块硬结,怛谅看不好。’我着人送他回去,家里死了。后来宣得他儿子来问,说道胀起来紧紧的,后来泻的鳖鳖的,却死了,这正是着了蛊。”①根据洪武八年朝中政治斗争形势来分析,胡惟庸毒死刘基极有可能。因为当时刘基正为“谈洋”一事入京谢罪,且已被朱元璋革去岁禄,处于朝不保夕之时,随时有被杀的可能。朱元璋对刘基的冷落和怀疑,胡惟庸怎能不知,在这个时候,置刘基于死地,不会有太多的顾虑,胡、刘双方在政治上的强弱差异,实在太过于悬殊。胡惟庸当时颇受朱元璋的宠信,独掌中书省,位极人臣,正如后来朱元璋承认的那样“满朝都是党”。而刘基此时,却像一只关在樊笼中的鸟。刘基死后,他的长子刘琏也没有被胡惟庸放过。洪武十年,刘琏出为江西参政,朱元璋很器重他,“常欲大用之”,竟被胡惟庸的党羽逼得坠井而死。
明初这种残酷的政治倾轧,与朱元璋推行的极端的君主专制政策,有着直接的关系。刘基所遭受的排陷,可以使人清楚地看到,在君权越来越趋于强化的情况下,国家在政治上表现出来的更加保守、没落、腐朽的特点。独相数岁,恩威震主胡惟庸的起家与李善长很有关系,他出任丞相后,又“以兄女妻其从子佑”,这样两家又有了亲戚关系,来往更为密切。李善长是淮西集团的领袖,位列勋臣第一,虽然在洪武四年致仕,但李家的权势很大。洪武九年,朱元璋又将女儿临安公主嫁给李善长的儿子李琪,李家遂为帝亲。朱元璋曾有任杨宪为相的意图,说:“杨宪可居相位。”杨宪也“数言李善长无大材”。胡惟庸为此对李善长说:“杨宪为相,我等淮人不得为大官矣。”在以李善长为首的淮西集团的倾轧下,杨宪不久被处以极刑,罪名是“劾汪广洋不公不法。李善长排陷大臣、放肆为奸”①。自杨宪被诛以后,朱元璋“以惟庸为才,宠任之。惟庸亦自励,尝以曲谨当上意,宠遇日盛”。在明初“无一日无过之人”的年代,竟能“独相数岁”,这对胡惟庸来说也是不容易的,说明他颇为朱元璋认可,但这种认可,并非是才干上的认可,而是朱元璋推行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统治所需要的认可。本来,从人品、学识、才干上来说,丞相这一职,最合适的人选,莫过于刘基。朱元璋也曾对刘基说:“吾之相,诚无逾先生。”但这只是说说而已,从明太祖欲将皇权强化到更高的程度来① 刘仲璟:《遇恩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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