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你的勇气，”她轻声地插了一句，“但是你也许把它算在不能打碎的东西当中。” 

　　他摇了摇头。“不，”他说，“我的勇气是勉强修补好的，但是那时它也被打得稀碎，就像是一只被打碎的茶杯。这是最可怕的事了。啊——对了。呃，我正要给你讲起火钳。 

　　“那是——让我想想——差不多是十三年前的事了，当时我在利马。我告诉过你，秘鲁是一个适于居住的地方，住在那里你会感到身心愉快。但是对碰巧落难的人来说，那里就不怎么好了。可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到过阿根廷，后来又到了智利，通常是四处漂泊，忍饥挨饿。为了离开瓦尔帕莱索，我搭上运送牲口的船，在船上打杂。我在利马找不到活干，所以我去了码头——你知道，就是卡亚俄的码头——碰碰运气。呃，当然那些码头是出海的人汇集的下贱地方。过了一段时间，我在那儿的赌场里当了一个仆人。我得做饭，在弹子台上记分，为那些水手及其带来的女人端水送酒，以及诸如此类的活儿。不是非常愉快的工作，可是找到了这份工作，我仍然感到高兴。那儿至少能有饭吃，能够看到人脸，能够听到人声——凑合吧。你也许认为这不算什么。但我刚得过黄热病，独自住在破烂不堪的棚屋外间，那个情形实在让我感到恐怖。呃，有天晚上，一个喝醉酒的拉斯加人惹是生非，我被叫去把他赶走。他上岸以后把钱全都输光了，正在大发脾气。我当然得服从了。如果不干，我就会失掉那份工作，并且饿死。但是那个家伙力气要比我大两倍——我还不到二十一岁，病愈后就像只小猫一样虚弱无力。此外，他还拿着一把火钳。” 

　　他顿了一下，偷偷瞄了她一眼，然后接着说道：“显然他是想把我一下子给整死，但是不知为什么，他还是没有把事做绝——没有把我全给敲碎了，正好让我可以苟延残喘。” 

　　“哎，但是其他的人呢，他们不能管吗？他们全都害怕一个拉斯加人吗？” 

　　他抬起头来，哈哈大笑。 

　　“其他的人？那些赌徒和赌场的老板吗？噢，你不明白！我是他们的仆人——他们的财产。他们站在旁边，看得当然是津津有味。这种事情在那个地方算是一个令人捧腹的笑话。就是这么回事，如果你碰巧不是取笑的对象。” 

　　她战栗起来。 

　　“那么后来呢？” 

　　“这我就说不了多少了：经历了这样的事情，其后几天一般什么也不记得。但是附近有一位轮船外科医生，好像在他们发现我没死以后，有人把他叫来了。他马马虎虎地把我缝合起来——里卡尔多好像认为这活干得太差，不过那也许是出于同行之间的妒忌吧。反正在我醒来以后，一位当地的老太太本着基督教的慈悲之心收留了我——听上去觉得奇怪，对吗？她常常缩在棚屋的角落，抽着一根黑色的烟斗，对着地上吐痰，一个人嘀嘀咕咕。可是，她心地善良，她对我说，我也许会平静地死去，不许别人打扰我。但是我心中特别矛盾，我还是选择了活下去。想要活下去可真难啊，有时我想，费了那么大的劲不大值得。反正那位老太太极有耐心，她收留了我——多长时间？——在她那间棚屋里躺了将近四个月，时不时像疯子一样胡言乱语，其余的时间又像一头凶猛的熊，火气极大。你知道，疼得要命。而且我的脾气很坏，小的时候给惯的。” 

　　“然后呢？” 

　　“噢，然后——反正我挺了起来，爬走了。不，不要认为我不愿接受一位穷老太婆的施舍——我已不在乎这种事情了。只是那个地方我再也待不下去了。你刚才谈到了勇气。如果当时你看到了我那副模样，你就不会这么说了！每天晚上，大约到了黄昏的时候，剧烈的病痛就会发作。一到下午，我就独自躺在那儿，望着太阳慢慢地落下去——噢，你明白不了！现在看到日落我就觉得难忍！” 

　　一阵长久的沉默。 

　　“呃，然后我就到处游荡，看看我能在什么地方找到活干——待在利马我会发疯的。我一直走到了库斯科，在那里——真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给你讲起了这些陈年旧事，它们甚至都说不上有趣。” 

　　她抬头望着他，目光深沉而又严肃。“请你不要这么说。” 

　　她说。 

　　他咬了咬嘴唇，又扯下了一片垫毯的流苏。 

　　“要我往下说吗？”他在片刻之后问道。 

　　“如果——如果你愿意的话。对你来说回忆往事恐怕是痛苦的。” 

　　“你认为不讲出来我就忘了吗？那就更糟。但是不要以为事情的本身让我难以忘怀，忘不了的是我曾经失去过自制。” 

　　“我——不是很明白。” 

　　“我是说，我曾经丧失了勇气，我发现自己成了一个懦夫。” 

　　“人的忍耐当然是有限度的。” 

　　“对，人一旦达到这个限度，他就永远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他还会达到这个限度。” 

　　“你能不能告诉我，”她犹豫不决地问道，“你在二十岁时，怎么独自流落到了那里去的？” 

　　“原因很简单，我的生活原有一个良好的开端，那还在原来那个国家的家中，然后我就离家跑走了。” 

　　“为什么？” 

　　他又哈哈大笑，笑声急促而又刺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