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路俱乐部的四壁似乎要被参加会议的人群挤倒了。外面是刺骨的严寒，门旁的两

棵云杉覆盖着冰雪，大厅里却又闷又热，荷兰式炉子烧得呼呼直响，六百个人聚集在这

里，参加党组织召开的追悼大会。

    大厅里没有往常的嘈杂声、说笑声。巨大的悲痛使人们的嗓子喑哑了。谈话的声音

都很低。几百双眼睛流露出哀痛和不安。聚集在这里的好像是一群失去了领航员的水手，

他们那位久经考验的领航员被狂风巨浪卷走了。

    党委会的委员们也默默地在主席台上坐下来。矮壮的西罗坚科小心地拿起铃，轻轻

摇了一下，就放在桌子上。这已经够了。大厅里渐渐静下来，静得使人感到压抑。

    报告完了以后，党委书记西罗坚科立刻从桌子后边站了起来，他宣布了一件事，这

种事在追悼会上宣布是很少见的，但是并没有任何人感到惊奇。他说：“三十七位工人

同志署名写了一份申请书，请求大会予以讨论。”接着，他宣读了这份申请书：西南铁

路舍佩托夫卡站布尔什维克共产党组织：领袖的逝世号召我们加入布尔什维克的行列，

我们请求在今天的大会上审查我们，并接受我们加入列宁的党。

    在这段简短的文字下面是两排签名。

    西罗坚科挨个往下念，每念一个就停几秒钟，好让到会的人记住这些熟悉的名字。

    “波利托夫斯基，斯塔尼斯拉夫·济格蒙多维奇，火车司机，三十六年工龄。”

    大厅里发出一片赞同声。

    “柯察金，阿尔焦姆·安德列耶维奇，钳工，十七年工龄。”

    “勃鲁扎克，扎哈尔·瓦西里耶维奇，火车司机，二十一年工龄。”

    大厅里的声音越来越大了，西罗坚科继续往下念，大家听到的都是那些始终同钢铁

和机油打交道的产业工人的名字。

    当第一个签名的人走上讲台的时候，大厅里立刻鸦雀无声了。

    波利托夫斯基老头讲起自己一生的经历，怎么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

    “……同志们，我还能说些什么呢？过去旧社会当工人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大家

都清楚。一辈子受压迫受奴役，到老了，穷得像叫化子，两腿一伸了事。说实在的，革

命在这儿刚闹起来那阵子，我想我老了，岁数大了，拖家带口的，入党的事也就放过去

了。我倒是从来没帮过敌人的忙，可也没怎么参加战斗。一九○五年在华沙的工厂里参

加过罢工委员会，跟布尔什维克一起闹过革命。那个时候我还年轻，干什么也干脆。老

话还提它干什么！列宁死了，这对我的心打击太大了，我们永远失去了自己的朋友和知

心人。什么岁数大不大，我哪能再说这话！……我不会讲话，有讲得好的，让他们讲吧。

反正有一点我敢保证：永远跟着布尔什维克走，绝不含糊。”

    老司机那白发苍苍的头倔强地晃了一下，白眉毛下面两只眼睛射出坚定的目光，一

眨不眨地注视着大厅，好像在等待大家的裁决。

    党委会请非党群众发表意见，没有一个人提出异议。表决的时候，也没有一个人反

对吸收这个矮小的白发老人入党。

    波利托夫斯基离开主席台的时候，已经是一名共产党员了。

    会场上的每一个人都懂得，现在发生的事情是不同寻常的。老司机刚才讲话的地方，

现在站着身材魁梧的阿尔焦姆。

    这个钳工不知道该把他的大手往哪里放，就老是摆弄手里那顶大耳帽子。他那件衣

襟磨光了的羊皮短大衣敞开着，露出里面的灰色军便服，领口上整整齐齐地扣着两颗铜

钮扣，这使他显得像过节一样整洁。他把脸转向大厅，突然看到了一张熟悉的妇女的面

孔：在被服厂那群工人中间坐着石匠的女儿加莉娜。她对阿尔焦姆宽恕地笑了一下。她

的微笑中包含着对他的鼓励，嘴角上还露出一种含蓄的只能意会的表情。

    “讲讲你的经历吧，阿尔焦姆！”他听到西罗坚科说。

    阿尔焦姆不习惯在大会上发言，不知道从哪里讲起才好。

    只是到现在他才感到，不可能把一生中积累的一切全讲出来。

    词句老是连贯不起来，加上心情激动，就更说不出来了。这种滋味他还从来没有体

会过。他清楚地意识到，他的生活已经开始发生急遽的转折——他阿尔焦姆，正在迈出

最后的一步，这一步将使他那艰辛的生活变得温暖，获得新的意义。

    “我母亲生了我们四个。”阿尔焦姆开始说。

    会场上很肃静，六百个人聚精会神地听着这个高个子、鹰钩鼻、浓眉大眼的工人讲

话。

    “我母亲给有钱人家当佣人。父亲什么样，我记不大清了，他跟母亲合不来，酒喝

得很凶。我们跟着母亲过日子，她养活那么多张嘴，可真不容易。东家管饭，她一个月

才挣四个卢布，就为这几个钱，她天天起早贪黑，腰都累弯了。我总算好，有两个冬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