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莉亚和其他几位同志也答应去看她。你瞧，不早不晚，我到的时候，正好赶上

这坎儿了。”

    保尔苦笑了一下。

    丽达听着，微微皱起眉头，两只胳膊拄在座位的天鹅绒把手上。保尔不再出声。他

望着丽达，回想她以前在基辅时的模样，又同眼前的她比较，再次意识到她已长成了一

个体态健美的、迷人的青年女性。她身上那件终年不变的军便服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

简朴但缝制得很精致的蓝色连衣裙。她的手指抓住他的手，轻轻拽了一下，要他继续说

下去。

    “我听着呢，保尔。”

    保尔接着往下说，也抓住了她的手指，不再松开。

    “安娜见到我，掩饰不住心里的喜悦。杜巴瓦则是冷冰冰的。原来他已经知道我同

反对派作斗争的情况。

    “这次见面有点不伦不类。我似乎要充当一个法官之类的角色。安娜不住嘴地讲，

杜巴瓦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一支接着一支抽烟，显然，他又烦躁，又生气。

    “‘你瞧，保夫鲁沙，他不单欺骗我，还欺骗党。他组织什么地下小组，还在那儿

煽风点火，当着我的面却说洗手不干了。他在共产主义大学公开承认代表会议的决议是

正确的。他自称是个“正派人”，可同时又在瞒天过海，耍阴谋。今天的事，我要写信

报告省监察委员会。’安娜气愤地说。

    “杜巴瓦很不满意，嘟嘟哝哝说：“‘有什么了不起？走吧，去汇报吧。这种党，

连老婆都当特务，偷听丈夫的谈话，你以为我很乐意当这个党的党员！’“这种话对安

娜来说当然太过分了。她喊了起来，叫杜巴瓦走开。他出去以后，我对安娜说，让我找

他谈一谈。安娜说这是白费劲。不过我还是去了。我想我和他曾经是好朋友，他还不是

不可救药。

    “我到了他房间。他躺在床上，马上堵我的嘴，说：“‘你别来说服教育，我对这

一套腻烦透了。’“可我还是得说。

    “我想起了过去的事，说：“‘从我们以前犯的错误中。你什么教训也没有吸取？

杜巴瓦，你记不记得，小资产阶级意识是怎么把我们推上反对党的道路的？’“你猜他

怎么回答我？他说：“‘那个时候，保尔，我和你都是工人，没什么顾虑，心里想什么，

嘴上说什么，而我们想的东西并没有什么错。实行新经济政策前是真正的革命。现在呢，

是一种半资产阶级革命。发新经济政策财的人个个脑满肠肥，绫罗绸缎身上挂，可国内

的失业人员多得不可胜数。我们政府和党的上层人士也在靠新经济政策发迹。还跟那些

女资本家勾搭上了，整个政策的目标都是发展资本主义。讲到无产阶级专政那就羞羞答

答，对农民则采取自由主义态度，培植富农，用不多久，富农就会在农村当家作主。你

等着瞧吧，再过五六年，苏维埃政权就会在不知不觉中被人埋葬掉，跟法国热月政变之

后的情形一样。新经济政策的暴发户们将成为新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部长，而你我这样

的人，要是还敢啰嗦，连脑袋也会给他们揪下来。一句话，这么走下去，死路一条。’

“看到了吧，丽达，杜巴瓦拿不出任何新鲜货色，还是托洛茨基派的陈词滥调。我跟他

谈了很久。

    “最后我明白了，跟他争辩无异对牛弹琴。依我看，杜巴瓦是拽不回来了。为了跟

他谈话，我开会都迟到了。

    “临别的时候，他大概是要‘抬举’我一下，说：“‘保尔，我知道你还没有僵化，

没有成为因为怕丢官才投赞成票的官僚。不过，你是那种眼睛里除了红旗之外什么也看

不见的人。’“晚上，基辅的代表都到安娜家来聚会。其中有扎尔基和舒姆斯基。安娜

已经去过省监察委员会，我们都认为她做得对。我在哈尔科夫待了八天，同安娜在中央

委员会见过几次面。她搬了家。我听塔莉亚说，安娜打算流产。跟杜巴瓦分手的事，看

来已无可挽回。塔莉亚在哈尔科夫又留了几天，帮她办这件事。

    “我们动身去莫斯科那天，扎尔基听人说，党的三人小组给了杜巴瓦严厉申斥加警

告的处分。共产主义大学的党委也同意这个决定。离最高处分只差一步，这样，杜巴瓦

总算没被清除出党。”

    会场里渐渐拥挤起来，人群还在不断往里涌，周围是一片谈话声、笑声。巨大的剧

场正在接待这世所罕见的、充满活力的人流，这些年轻的布尔什维克是如此热情奔放，

如此乐观，如此勇往直前，犹如从山上奔腾而下的急流。

    嘈杂声越来越大了。保尔似乎觉得，丽达并不在听他说话。他刚一住嘴，丽达随即

说：“杜巴瓦的事，我想咱们今天就说这些吧。干吗把余下的时间都花费在这上面呢！

这儿这么明亮，生活气息这么浓……”

    丽达朝他身边挪了挪身子，他们挨得更近了，说起话来都不大方便。为了声音小些，

她朝他探过身去。

    “有一个问题，我想要你回答我。”丽达说。“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但是我想你会

告诉我的：当初你为什么要中断咱们的学习和咱们的友谊呢？”

    虽然保尔刚一跟她见面，就预料到她会提这个问题，现在他还是感到很尴尬。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