况都可能发生。如果您需要我的帮助，或者希望我出个主意，您就来信。我一定尽全力

帮助您。”

    她从窗口看着他那穿皮外套的高大身躯，吃力地拄着手杖，从大门口向一辆出租的

轻便马车走去。

    又到了叶夫帕托里亚。又是南方的炎热和晒得黝黑的、戴绣金小圆帽的、高声喧嚷

的人群。小汽车用十分钟的时间就把旅客送到迈纳克疗养院，这是一座用石灰石砌成的

二层楼房。

    值班医生把新来的人领到各个房间。

    “同志，您是哪个单位介绍来的？”他在十一号房间门口停了下来，问保尔。

    “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

    “那就请您住在这儿吧，跟埃勃涅同志一个房间。他是德国人，希望我们给他找一

个俄国同伴。”医生解释了一下，就去敲门。从房里传出一句外国腔的俄国话：“请

进。”

    保尔进了房间，放下提包，朝躺在床上的人转过身去。那个德国人满头金发，长着

两只漂亮而灵活的蓝眼睛。他向保尔温厚地微微一笑。

    “顾特莫根，盖诺森［德语“早安，同志”的译音。——译者］。我想说：‘你

好’。”他改用俄语说，并向保尔伸出一只指头很长的苍白的手。

    几分钟以后，保尔已经坐在德国人床边，两个人用一种“国际”语言热烈地交谈起

来。用这种语言谈话，词语的作用反而是次要的，弄不懂的地方就靠猜想、手势、表情

——总之，用一种无师自通的世界语里的一切方法帮忙。保尔了解到，埃勃涅是个德国

工人。

    在一九二三年的汉堡起义中，埃勃涅大腿上中了一枪。这回他旧伤复发，又倒在床

上。尽管很痛苦，他仍然精神饱满，因而立刻赢得了保尔的尊敬。

    同这样好的病友住在一起，保尔是求之不得的。这样的人绝不会因为自己的病痛从

早到晚向你诉苦，唉声叹气。相反，同他在一起，你会连自己的病痛也忘得一干二净。

    “可惜的是我对德语一窍不通。”保尔这样想。

    花园的一角，有几把摇椅、一张竹桌和两把病人坐的轮椅。有五个人，每天治疗完

毕，都到这里消磨一整天，病友们管他们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一把轮椅上是半躺半坐着的埃勃涅，另一把上是禁止步行的保尔，其余三个人，一

个是克里木共和国贸易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身粗体重的爱沙尼亚人瓦伊曼；另一个

是长着两只深棕色眼睛、像十八岁少女一样年轻的拉脱维亚人玛尔塔·劳琳；还有一个

是两鬓灰白、身材魁梧的西伯利亚人列杰尼奥夫。这里的确有五个民族：德意志人、爱

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玛尔塔和瓦伊曼懂德语，埃勃涅请他们

当翻译。保尔和埃勃涅由于同住一个病室而成了朋友。玛尔塔、瓦伊曼和埃勃涅因为语

言相通而亲近起来，使列杰尼奥夫和保尔结交的则是国际象棋。

    英诺肯季·帕夫洛维奇·列杰尼奥夫到来之前，保尔是疗养院里的国际象棋“冠

军”。他是经过一场顽强的冠军争夺战，才从瓦伊曼手里夺过这个称号的。爱沙尼亚人

瓦伊曼平时从来不动感情，这次败在保尔手里，心情却很不平静，一直对他耿耿于怀。

不久，疗养院来了一位高个子老头，他虽然五十岁了，看上去却非常年轻。他邀保尔下

一盘。保尔没有想到对方是强手，不慌不忙地开了一个后翼弃卒局。列杰尼奥夫不吃弃

卒，以挺进中卒相应。保尔作为“冠军”，有义务同每个新来的棋手都下一盘。下棋的

时候，总有很多人围着观看。走到第九步上，保尔就发现，列杰尼奥夫那些沉着挺进的

小卒在向他步步进逼。保尔这才明白他遇到了劲敌，悔不该对这场比赛掉以轻心。

    经过三小时鏖战，尽管保尔聚精会神，使尽一切招数，还是不得不认输了。他比所

有看棋的人都更早料到自己必败无疑。保尔看了他的对手一眼。列杰尼奥夫慈祥地微微

一笑。显然，他也看出保尔要失败了。爱沙尼亚人瓦伊曼一直紧张地注视着战局，巴不

得保尔一败涂地，但是却什么也没有看出来。

    “我永远要坚持战斗到最后一卒。”保尔说。这句话只有列杰尼奥夫听得懂，他点

了点头，表示赞许。

    五天里保尔同列杰尼奥夫下了十盘棋，结果是七负两胜一和。

    瓦伊曼兴高采烈地说：“好极了，谢谢您，列杰尼奥夫同志！这回您算把他打得落

花流水了！活该！他把我们这帮老棋手全给打败了，可他自己还是在一个老头手里栽了

跟头。哈哈哈！……”

    接着，他嘲弄这个曾经战胜过他的败将说：“怎么样，吃败仗的滋味不好受吧？”

    保尔丢掉了“冠军”称号。他虽然失去了棋坛荣誉，却结识了列杰尼奥夫，后来列

杰尼奥夫成了他非常敬爱和亲近的人。保尔这次棋赛败北并不是偶然的，他只知道象棋

战略的一些皮毛，一个普通棋手当然要输给精通棋艺的大师。

    保尔和列杰尼奥夫有一个共同值得纪念的日期：保尔出生和列杰尼奥夫入党正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