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年。他们是布尔什维克近卫军老一代和青年一代的典型代表。一个具有丰富的生活

经验和政治经验，从事过多年地下斗争，蹲过沙皇监狱，后来一直担任国家的重要行政

工作；另一个有着烈火般的青春，虽然只有短短八年的斗争经历，但是这八年却抵得上

好几个人的一生。他们两个，一老一少，都有一颗火热的心和被摧毁了的健康。

    一到晚上，埃勃涅和保尔的房间便成了俱乐部。所有政治新闻都是从这里传出来的。

晚上，十一号房间里很热闹。瓦伊曼动不动就想讲点黄色笑话，对这类东西他总是津津

乐道。

    但是他马上就会遭到玛尔塔和保尔的夹攻。玛尔塔善于用机巧辛辣的嘲讽堵他的嘴；

如果不见效，保尔就出面干预。比如有一回，玛尔塔说：“瓦伊曼，你最好问问大伙，

也许你的‘俏皮话’根本不合我们的口味……”

    保尔接着用不平静的语气说：“我真不明白，你这样的人怎么会……”

    瓦伊曼噘起厚嘴唇，两只小眼睛嘲弄地在大家脸上扫了一下，说：“看来得在政治

教育委员会设一个道德督察处，并且推举柯察金当督察长。对玛尔塔我还可以理解，女

同志嘛，是当然的反对派，可是柯察金竟想把自己打扮成天真无邪的小孩子，像个共青

团小宝宝似的……再说，我根本就不喜欢鸡蛋来教训母鸡。”

    在这场关于共产主义伦理的激烈争论之后，说黄色笑话被当做一个原则问题提出来

讨论。玛尔塔把各种不同观点翻译给埃勃涅听。

    “黄色笑话不很好，我和保夫鲁沙看法一样。”埃勃涅表态说。

    瓦伊曼只好退却了。他竭力用开玩笑来打掩护，但是，从此以后再也不讲这类笑话

了。

    保尔一直以为玛尔塔是个共青团员。他估计她大约只有十九岁。但是有一次他同玛

尔塔谈天，吃了一惊，原来她已经三十一岁了，一九一七年就入了党，而且是拉脱维亚

共产党的一名积极的工作人员。一九一八年白匪曾将她判处枪决，后来她和另外一些同

志被苏维埃政府赎换回来。现在她在《真理报》工作，同时还在大学进修，不久就可以

毕业。保尔没有留意他们的友谊是怎样开始的，但是这个常来看望埃勃涅的矮小的拉脱

维亚人已经成了他们“五人小组”的不可缺少的成员。

    一个叫埃格利特的地下工作者，也是拉脱维亚人，调皮地逗她说：“玛尔塔，你那

可怜的奥佐尔在莫斯科怎么过呀？这么下去可不行啊！”

    每天早晨响起床铃之前一分钟，疗养院里总有一只公鸡大声啼叫。埃勃涅学鸡叫真

是学到家了。院里的工作人员到处寻找这只不知从哪里钻进来的公鸡，但是毫无结果。

这使埃勃涅非常得意。

    到了月底，保尔的病情恶化了。医生不许他下床。埃勃涅感到很难过。他喜欢这个

乐观、开朗、从来不灰心丧气的青年布尔什维克，这个年轻人是这样朝气蓬勃，却又这

样早地失去了健康。玛尔塔告诉他，医生们都说保尔的未来是不幸的，埃勃涅听了十分

焦急。

    直到保尔离开疗养院，医生始终没有允许他下地走动。

    保尔向周围的人隐瞒着自己的痛苦，只有玛尔塔根据他那异常苍白的脸色，才猜出

了几分。出院前一个星期，保尔收到乌克兰共青团中央的一封信。信里通知他假期延长

两个月，并且说，根据疗养院的意见，按他目前的健康状况，不能给他恢复工作。随信

还汇来了一笔钱。

    保尔经受住了这第一次打击，就像当年向朱赫来学习拳术时，经受住了朱赫来的打

击一样；那时他也常常被打倒，但总是立刻就站了起来。

    他意外地收到母亲的一封来信。老人家在信里说，她有个老朋友，叫阿莉比娜·丘

察姆，住在离叶夫帕托里亚不远的一个港口，她们已经十五年没有见面了，母亲要儿子

一定到她家去看一看。这封偶然的来信对保尔的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一星期后，疗养院的人全都到码头热情欢送保尔。分别的时候，埃勃涅热烈地拥抱

和亲吻保尔，就像送别自己的弟弟一样。玛尔塔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保尔没能向她告

别就走了。

    第二天早晨，一辆敞篷马车把保尔从码头拉到一座带小花园的小房子跟前，停了下

来。保尔叫陪送他的人去打听一下，丘察姆家是不是住在这里。

    丘察姆一家五口人：母亲阿莉比娜·丘察姆是一个上了年纪的胖妇人，两只黑眼睛

抑郁寡欢，衰老的脸上还残留着往日的秀丽；她的两个女儿廖莉娅和达雅，廖莉娅的小

男孩，还有那个胖得像猪似的令人厌恶的老头子丘察姆。

    老头子在合作社工作，小女儿达雅在外面干些粗活，大女儿廖莉娅原先是个打字员，

不久前同丈夫——一个酒鬼和流氓——离了婚，现在失业闲居。她整天在家哄哄孩子，

帮助母亲管管家务。

    除了两个女儿以外，阿莉比娜还有一个儿子，叫乔治，他现在在列宁格勒。

    丘察姆一家殷勤地接待了保尔，只有老头子用不友好的戒备目光仔细打量了客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