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即便在前线，也还有笑声。至于远离前线的地方，生活当然还是照旧：嬉笑、眼泪、

痛苦、欢乐、追求眼福和享受、感情的风波、爱情……”

    从奥利申斯基的话中，很难听出哪句只是说着玩的。他是外交人民委员部的特派员，

一九一七年入党。他的衣着是西欧式的，胡子总是刮得光光的，身上洒点香水。他就住

在我们这幢楼中谢加尔那套房间里。晚上常常来看我。同他聊天倒挺有意思，他在巴黎

住过很长时间，知道西方的许多事情。但是我并不认为，我们能够成为好朋友。因为他

首先把我看作一个女人，其次才看作一个党内同志。诚然，他并不掩饰他的意图和思想

——他在说实话上，倒是有足够的勇气——而且，他的情意也并不粗野。他善于把那番

情意表达得很漂亮。但是我并不喜欢他。

    对我来说，朱赫来那种略带粗犷的朴实，比起奥利申斯基的西欧式的风雅来，不知

要亲切多少倍。

    我们从博亚尔卡收到了一些简短的报告。每天铺路一百俄丈。他们把枕木直接铺在

冻土上，放在刨出来的座槽里。那里总共只有二百四十个人。第二批人员已经有一半逃

走了。环境确实很艰苦。在那样的冰天雪地里，他们往后怎么工作呢？

    ……杜巴瓦到普夏—沃季察去已经一个星期了。那里有七个火车头，他们只修好了

五个。其余的没有零件了。

    电车公司对杜巴瓦提出了刑事诉讼，控告他带着一帮人，强行扣留从普夏—沃季察

开到城里来的全部电车。他把乘客动员下来，把铺支线用的轶轨装到车上，然后沿着城

里的电车线路把十九辆车统统开到火车站。他们得到了电车工人的全力支援。

    在火车站，索洛缅卡区的一群共青团员连夜把铁轨装上了火车，杜巴瓦带着他那一

帮人把铁轨运到了博亚尔卡。

    阿基姆拒绝把杜巴瓦的问题提到常委会上讨论。杜巴瓦向我们反映，电车公司的官

僚主义和拖拉作风简直不像话。他们顶多只肯给两辆车，连商量的余地也没有。可是图

夫塔却教训起杜巴瓦来：“该把游击作风扔掉了，现在再这么干，就要蹲监狱。难道不

能跟他们好好商量，非用武力不可吗？”

    我还从来没有看到过杜巴瓦发那么大的火。

    “你这个死啃公文的家伙，自己怎么不去跟他们好好商量呢？坐在这儿，喝饱了墨

水，就耍嘴皮子，唱高调。我不把铁轨送到博亚尔卡，就要挨骂。我看得把你送到工地

上去，请托卡列夫管教管教，省得在这儿碍手碍脚，惹人讨厌！”杜巴瓦暴跳如雷，整

个省委大楼都可以听到他的吼声。

    图夫塔写了一个要求处分杜巴瓦的报告，但是阿基姆让我暂时出去一下，单独同他

谈了大约十分钟。图夫塔从阿基姆房间出来的时候，满脸通红，怒气冲冲。

    １２月３日

    省委又收到了新的控告信，这回是铁路肃反委员会送来的。潘克拉托夫、奥库涅夫，

还有另外几个同志，在莫托维洛夫卡车站拆走了空房子的门窗。当他们把拆下来的东西

往火车上搬的时候，站上的一个肃反工作人员想逮捕他们。但是他们缴了他的枪，直到

火车开动了，才把退空了子弹的手枪还给他。门窗都运走了。另外，铁路局物资处控告

托卡列夫擅自从博亚尔卡仓库提出二十普特钉子，发给农民作为报酬，让农民帮他们从

伐木场运出长木头，代替枕木使用。

    我跟朱赫来同志谈了这两件事，他笑笑说：“这些控告咱们都给顶回去。”

    工地上的情况十分紧张，每一天都是宝贵的。在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上，往往也需

要施加压力。我们常常要把那些专门制造障碍的人拉到省委来。工地上的同志们不守常

规的事越来越多了。

    奥利申斯基给我送来了一个小电炉。我和奥莉加·尤列涅娃用它烤手。但是房间里

并没有因为有了电炉而暖和一些。

    那么在森林里人们怎样捱过这样的夜晚呢？奥莉加说，医院里很冷，病人都不敢爬

出被窝。他们隔两天才生一次火。

    你错了，奥利申斯基同志，前线的悲剧也就是后方的悲剧！

    １２月４日

    大雪下了整整一夜。有报告说，博亚尔卡工地全都给大雪封住了。工程停了下来。

人们在清除路上的积雪。今天省委决定：第一期筑路工程一定要在一九二二年一月一日

以前完成，把路铺到伐木场边缘。据说，这个决定传达到博亚尔卡的时候，托卡列夫的

回答是：“只要我们还有一个人在，一定按期完工。”

    关于保尔，一点消息也没有。他居然没有像潘克拉托夫那样受到“控告”，这倒是

怪事。我直到现在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不愿意同我见面。

    １２月５日

    昨天匪徒袭击了工地。

    马在松软的雪地上谨慎地迈着步子。马蹄偶尔踩在雪下的枯枝上，树枝折断，发出

劈啪的响声。这时马就打个响鼻，闪到一边去，但是抿着的耳朵挨了一枪托后，又急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