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雍正硃批谕旨》第42 册，《浙江总督李卫奏折》。

　　① 《皇朝经世文编》卷52《户政》，鄂弥达：《请开矿采铸疏》。

　　② 乾隆《佛山忠义乡志》卷5《乡俗志》。

　　③ 《皇朝经世文编》卷52《户政》，田畯：《陈粤西矿厂疏》。

　　④ 屈大钧：《广东新语》卷15《货语》，《铁》。

　　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了。

　　陕西、云南、四川、湖南等地的冶铁业发展也很迅速。特别是陕西南部的秦岭和大巴山地区，铁矿靠近老林，便于就近烧炭冶铁，并且这些地区聚集了大量流民，劳动力资源也非常充足，所以冶铁业相当兴盛。在陕西的盩厔（今周至）、留坝、略阳、定远（今镇巴）、凤县等地，有铁厂数十处，仅凤县一地就有铁厂十七处，柴厢十三家⑤。在陕西，冶铁炉一般高一丈七八尺，每炉可冶炼矿石几百斤。炉前由十几个人轮流拉动风箱，炉火昼夜不断，还要有专门辨火候、别铁色的技术工匠。通常一炉需要佣工十几个人。再加上运木装窑烧炭、开石挖矿以及运输矿炭，则“供给一炉所用人夫须百数十人，如有六七炉，则运作佣工不下千人”。一些大的铁厂有二三千人，小厂也有千人或数百人①。投资铁厂的，大都是外来客民，他们“携带工本，雇募匠役”②。他们与铁厂中的工匠之间显然是雇佣剥削关系。这些投资者的资本都比较雄厚，“凡开厂之商，必有资本足以养活厂内之人”③。清代陕南地区的冶铁业中也已经出现了处于萌芽状态的手工工场。

　　清代陕南大巴山地区，还有大量的纸厂、木厂、耳厂等，各厂多者数百人，少者也有数十人。以纸厂为例，大巴山区竹林茂密，造纸原料极为丰富，而且成本低廉，非常适宜开设纸厂。在陕西西乡有纸厂二十余处，定远有纸厂一百多处，洋县有纸厂二百余处。厂主和工匠大都来自四川、湖北两省。厂主出资办厂，工匠以出卖劳动力为生④。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剥削关系在这类纸厂中已经出现。

　　铜矿的采铸是在清代发展得很快的一种矿业。清代的铜矿主要集中在云南、广东、广西、四川、贵州、湖南等省，特别以云南的铜矿发展最快，也最著名。

　　据官方估计，云南铜矿盛时有大铜厂四十八处，每厂雇佣矿工七八万人，小厂也在万人以上，“合计通省厂丁，无虑数百十万”⑤。

　　云南铜厂的矿工，“非独本省穷民，凡川湖两粤力作功苦之人，皆来此以求生活”①，大都是一些靠劳力谋生的无产者。但是按照领取报酬的不同方式，他们又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类是“招募砂丁”，或叫做“月活”。这类矿工“无论有矿无矿，月得雇价”②，按月领取货币工资。他们去留随⑤ 卢坤：《秦疆治略》，“凤县”。

　　① 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9《山货》。

　　② 《清代的矿业》第518 页，中华书局1983 年版。

　　③ 《三省边防备览》卷11《策略》。

　　④ 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9《山货》，卷11《策略》。

　　⑤ 《皇朝经世文续编》卷26，唐炯：《筹议矿务拟召集商股延聘东洋矿师疏》。① 《皇朝经世文续编》卷49，岑毓英：《奏陈整顿滇省铜政事宜疏》。

　　② 吴其濬：《滇南矿厂图略·滇矿图略》第14、15、48、49 页。

　　其自便，往往视铜厂的兴衰变化，“来如潮涌，去如星散”，显然是可以自由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③。他们与矿主之间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剥削关系；另一类矿工叫做“亲身弟兄”。他们是“其初出力攻采，不受月钱，至得矿时，与硐主四六分财者”④。他们虽然也是以劳力谋生，但他们的劳动力不是作为商品出卖，而是类似于作为股份投入，并且像股东一样要承担开采风险，只有在开采成功的情况下才能指望报酬，因此不可能去留自便，而是对于硐主有一定的人身依附关系。他们领取报酬的方式也类似分享红利，是与硐主按四六比例分割矿砂，而不是领取货币工资。所以“亲身弟兄”的劳动不具有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性质。在云南铜矿中，矿洞之外的杂事都是雇用“月活”⑤，井下开采也有完全使用“招募砂丁”的，如香树皮铜厂“向无亲身弟兄，均系招募砂丁”⑥。可见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剥削关系在云南铜矿中是主要的生产关系。

　　云南铜矿中有比较细致的分工。从采矿开始，矿井中有镶头负责技术指导，矿硐中又分数路开采，每路为一尖子，每尖有领班一人，负责督促矿工并协助镶头支设镶木。开采面上，一人持钎、一人持锤、随时互换，称为“双换手”⑦。矿井中排水有龙手、换手，背荒有砂丁。在铜厂中，一座矿井就应该是一个最基本的经济实体，只能属于同一个投资人或投资集团所有，因为如果矿井分属于不同的企业主分别经营，则很难顺利地组织生产。所以，根据云南铜矿中井下开采的这种大规模的分工协作状况，可以认为已经具有手工工场的性质了。如果矿砂出土后的捶矿、洗矿、配矿以至冶炼的各道工序，都是在同一个企业主的指挥下进行，那么这种手工工场的规模就更大了。

　　与云南铜矿相比，清廷对采煤业的控制要宽松得多。

　　清代北方用煤比较普遍，北京更是“炊爨惟煤是赖”①。在北方的直隶、盛京、山东、山西、陕西等地采煤业都比较发达，尤其是在北京郊区更是兴盛。乾隆中期，北京郊区已有在采煤窑二百七十多座②。

　　在北京西山门头沟的煤窑，多为投资者集资，向地主承租土地进行开采，采取分股合伙的制度。如嘉庆元年（1796），一座叫戏台窑的煤窑，就是由投资人焦士琮等十人集资开采。合同规定，其窑分为九百四十日个“日分”，地主得一百四十日，作为地租，剩下的八百日，由集资人按股份多少③ 吴其濬：《滇南矿厂图略·滇矿图略》第14、15、48、49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