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木兰秋狝的衰落和废止原因，看来很复杂，也是多方面的。皇帝个人不积极，臣下劝阻，天不作美，围场内兽类减少等等因素均起了作用。但是主要的是时代的发展，情况的变化，木兰秋狝在军事和政治上失掉了重要意义。乾隆帝自己不积极举行木兰秋狝可说是从退位为太上皇前三四年已露端倪，而明确表现出来则在乾隆五十九年，即前一年。那时他对臣下提出当年停止行围说：“今岁雨水较多，道路泥泞。且朕八旬有四，非畴昔驰马射猎时可比”。同时宣布来年也不行围，“明岁六十年，亦不进哨。仍在热河举行庆典。礼毕进京。俟丙辰归政，称太上皇帝时，朕仍进哨。不必乘马射猎，惟安坐看城，以观嗣皇帝率领王公大臣，蒙古王公台吉及外藩人等行围。实千古罕觏之盛事，惟尔臣仆恭遇嘉祥，亦必共相欢忭也。”①如果乾隆帝因年事过高，暂停行围，可以理解，那么嘉庆帝登极一再拖延举行木兰秋狝，就显得皇帝本人已对此不太感兴趣了。加上社会危机日深，嘉庆六年发了一道《特谕》声称：镇压了连续五年的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稍涉自满，致干天和”，自六月初一，大雨五昼夜，宫门水深数尺，屋宇倾圮者不可以数计，“此犹小害”，而桑乾河决漫口四处，京师西南隅几成泽国，村落荡然，转于沟壑，闻者痛心，见者惨目，除派官员稽查抚恤之外，“因思今秋往木兰行围，大营所用车辆，及除道成梁等事，皆需民力。此次大水所淹，岂止数十州县，秋禾已无望矣。若重费民力，予心不忍，况畋猎近于嬉游，我皇② 赵翼：《簷曝杂记》卷1。

　　① 《清史稿》卷10《高宗本纪一》，《清史稿》卷17《宣宗本纪一》。

　　① 《清高宗实录》卷1437，页42—43。

　　考自乾隆六年始行秋狝，今秋虽系六年，尚在皇考三周年内，远行射猎，终非所宜，朕意今秋停止巡幸。庶息民劳而省己过”。他命诸臣速议，结果诸王、大学士等九卿会议一致赞成②。这里明确提出“畋猎近于嬉游”，十九年嘉庆帝也以“恐劳民力”，停止进哨。只是不愿秋狝大典废在他手里，坚持举行到最后。至道光时则完全不同了。道光四年就此所发上谕说：“今岁秋狝木兰，允宜遵循成宪，肄武绥藩，然不可不审度时事，量为展绥。所有今岁热河亦著停止。此朕不得已之苦衷，非敢耽于安逸也”③。出自一位多次参加木兰秋狝的皇帝之口，这是一种耐人寻味的说法，既没有彻底否定木兰秋狝的历史作用，又就当时情形而言，木兰秋狝已无积极意义，说是停止当年举行，也是宣告永远废止。

　　臣下劝阻，对废止木兰秋狝也是有影响的。乾隆六年，丛洞以“第恐侍从以狩猎为乐”等为由，企图阻止木兰秋狝，没有被接受，斥为“识见未广”，反映当时这一活动还有必要举行。半个世纪以后，已非当年可比。乾隆五十七年，蒙古王公等奏请暂停进哨，这位年过八旬的老人也就欣然同意了①。嘉庆时臣下劝阻最力，嘉庆七年六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汪承需被召见，既面奏“顺天府属雇车掣肘。咨商直隶总督协济车辆，已露为难之意”，后又折奏请停止行围，“据称本年麦收分数稍减，民力不无拮据，并称高宗纯皇帝临御六年，始举秋狝，今亲政甫及四年，即再缓一二年举行，亦不为迟”。在皇帝坚持之下，认为这些说法“殊不成话”，那年还是举行了②。第二年，嘉庆帝已经到了承德，正欲继续举行木兰秋狝，总管围场的副都统韦陀保呈报“今年围内天气较寒，水涸草枯”。嘉庆帝以为是牲畜减少，借水草为词，派人前往调查，岂料派去的人和蒙古王公等共同恳请停止行围。嘉庆帝仍不相信，又派监牧马匹的王大臣绵循等再往详查，情况属实，终于停止了本年行围③。

　　有时也因天气不好而停止木兰秋狝。嘉庆元年、二、三年，均“以雨停秋狝”④。六年又“以水灾停本年秋狝”⑤。十四年“以哨内春夏雨多停止秋狝”⑥。十八年九月初一，“以阴雨减围”⑦。

　　当然最为扫兴的是围场遭到破坏，兽类和树木日趋渐少。追溯其时间，大约也在乾隆末年已有征兆。嘉庆帝说，乾隆五十七年以后因皇上年岁增高兼以连年雨水过大，屡次停围，“自应生息蕃滋，倍加充牣”，而实际恰恰相反。这是清朝由盛到衰的转变时期，影响到木兰围场也是一派衰败景象。嘉庆七年他自己举行第一次木兰秋狝，亲眼看到“鹿只已属无多”。第二次派人查看“竟至查阅十数围，绝不见有麋鹿之迹”。这一年也就没有行围。② 《清仁宗实录》卷84，页4—5。

　　③ 《清宣宗实录》卷64，道光四年正月壬申。

　　① 《清高宗实录》卷1410，页11。

　　② 《清仁宗实录》卷99，页6—7。

　　③ 《清仁宗实录》卷118，页37—40。

　　④ 元年、三年见载于《清史稿》卷16，《仁宗本纪》二年只见载于《清仁宗实录》卷20。⑤ 《清史稿》卷16《仁宗本纪》。

　　⑥ 《清仁宗实录》卷216。

　　⑦ 《清史稿》卷16《仁宗本纪》。

　　九年，本想照常举行，还是得到信息，“以牲兽稀少，停止本年秋狝”①。围场的树木和野兽继续减少是个不可阻挡的趋势。嘉庆八年发现早有人偷打野兽，因此被拿获的犯人就有二百余名，估计漏网的会更多。后来几乎连民带兵等把围场视为猎取的对象。嘉庆帝说：“闻近日该处兵民潜入围场，私取茸角盗卖，希获厚利，又有砍伐官木人等，在彼聚集，以致（指麋鹿）惊窜远飏，而夫匠等从中偷打，亦所不免，是以鹿只日见其少。此皆由管理围场大臣平时不能实力稽查”。为此把乾隆五十七年以后历任管围的大臣及官员皆分别给予处分，同时完善和修改围场一切章程②。九年，嘉庆帝对特设围场副都统，严立章程，专职稽查，仍然不见成效，非常愤怒，指斥说：“因近年来砍伐官用木植之外，多有私砍者，并任令奸徒私入捕捉牲畜，以致鹿只远逸，实属不成事体”③。然而往后更有甚于此者，山冈上下多有人马行迹，并有车行轨辙，山巅林木也较前稀少④。有人竟取便从围场走来走去了。十八年，嘉庆谕内阁：“近年哨内牲兽稀少。此皆由于偷砍树木及往来取便行走之人，惊逸兽群，致乏牲兽。”于是派靠近围场的喀喇沁王满珠巴咱尔，每年不拘时日，进哨三次，尽行稽查，除把偷砍树木，及偷盗牲兽者拿交围场总管会同办理之外，傥有往来行走之人，亦即查明拿究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