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六年（1751），曾发生一起涉及范围广、影响程度深、株连人数多的特殊文字狱案。当时社会上秘密流传着一份伪托工部尚书孙嘉淦名义的奏稿，长达万言。奏稿中指责乾隆帝有“五不可解、十大过”，并弹劾许多在朝的权贵重臣。伪稿案发后，乾隆帝谕令各个部门和大批官员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追查，一年半之中，在全国内地的17 个行省，都发现许多传抄者，因伪稿案而被辑捕的人犯达上千人，有十几名督抚官员因伪稿案而被申饬、降职以至革职查办，结果杀了长淮千总卢鲁生、南昌守备刘时达这两个所谓② 《清代文字狱档》第四辑，《黎大本私刻资孝集案》。

　　① 《清代文字狱档》第七辑，《韦玉振为父刊刻行述案》。

　　② 《文献丛编》第4 辑，《刘峨刷卖圣讳实录案》。

　　③ 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下册，《闲闲录案》。

　　④ 《清代文字狱档》第七辑，《方国泰案》。

　　⑤ 《清代文字狱档》第七辑，《安能敬试卷诗案》。

　　“伪稿人”而不了了之。如此大规模的文字狱在历史上是罕见的。这一方面反映了广大知识分子和人民对清朝统治的强烈不满，另一方面也说明清朝统治者为了镇压广大知识分子和人民的反抗，是不惜代价的。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迭兴文字狱，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所涉及的对象不仅是汉族地主知识分子，而且上有政府官员，下有一般平民。在严密的文网之下，广大知识分子人人自危，不敢议论朝政，不敢研究经世致用的学问，迫使知识分子走上学术和现实相脱离的道路，埋头于故纸堆中，搞繁琐的考据。清朝统治者通过文字狱，压制了反清思想的传播，严密地控制了思想文化领域，强化了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

　　到了乾隆末年，一方面知识分子中的反清思想在严密的文网之下，基本上被镇压下去；另一方面各地人民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清朝统治者把打击矛头转向镇压农民起义。于是在乾隆四十三年至四十七年（1778—1782）大兴文字狱高潮之后，文网稍疏，转而改用笼络、麻痹知识分子的政策。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屡兴文字狱，对新思想的窒息，对社会风气的毒化，已经产生了恶劣的后果，即造成了“万马齐喑”的局面，这就直接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特别是思想文化的发展。

　　除了大兴文字狱，借以钳制天下之口，统一士人的思想、言论外，收缴、焚毁不利于其统治的书籍，是清代又一项文化高压政策。乾隆时期，借编纂《四库全书》的机会，下令对全国图书典籍进一步彻底清查，把大量有价值的书籍付之一炬。乾隆帝下令在清查中，对于毁誉、“诋触本朝”的“违碍”、“狂悖”书籍一律收缴和焚毁。有些书籍尽管不予销毁，但对于“违碍字句”必须一律“改易”。“明季末造野史”、“国初人伪妄诗文”，是清查的重点。因为清初统治者为了隐匿其先祖女真与明朝的隶属关系，所以对于明末清初的野史、杂记中“诸申”（或女真）、“建州卫”、“建夷”之类的记载深恶痛绝，甚至连宋代的书提到抗金，明朝的书提到抗元，也在禁例。此外，清初一些汉族知识分子心怀反清复明之志，吟诗作文时免不了骂清朝几句。所有这些在清朝统治者看来都是“违碍”和“狂悖”书籍，一律销毁或改易。加上查缴禁书并无统一标准，于是负责查缴的官员寻词摘字、断章取义、索隐发微、牵强附会，使得收缴和销毁的范围大大扩大。乾隆时期这一次收缴禁书的规模在历史上是空前的，历来文人荟萃，书肆众多的江浙地区是清查收缴的重点地区。江苏专门设立江宁、苏州两个书局掌管收缴禁书。浙江从乾隆三十九年到四十七年（1774—1782）进行了24 次大规模的清查和毁书。经过大规模的收缴，属于禁书、销毁的书籍，乾隆一朝“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部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①。乾隆时期大量收缴和焚毁书籍的结果，造成大批历史文献和具有进步思想的书籍被焚毁而失传，留下来的大多是“钦定”官书，对我国古代文化遗产是一重大摧残。① 孙殿起：《清代禁书知见录》自序。

　　修订清律法律是上层建筑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封建法律也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机器的一个重要支柱。因此，历来的封建统治者都十分重视法律的修订，并利用封建法律维护其统治。

　　清入关以前，发展进步中的满族社会仍沿袭祖宗之法。清入关并随着全国的日趋统一，修订一部完整的封建法律，已经势在必行。但入关之初，统一战争尚未结束，清统治者迫于巩固统治的需要，于是在明律的基础上“斟酌损益”而成《大清律集解附例》，于顺治四年（1647 年）颁布施行。康熙、雍正两朝，随着国内政治局势的日趋稳定，统治者的注意力逐步转移到以法治天下方面来，于是多次对清律进行了较大程度的增删修订。乾隆帝即位后，在前代修订的基础上，对律例条文逐条进行了校正，最终完成《大清律例》，并于乾隆五年（1740）“刊布中外，永远遵行”，计47 卷，226 门。至此，中国历史上最后一部比较完备的封建法典正式完成了。

　　大清律既沿袭了中国历代封建法典的主要内容，同时又吸收了历代封建统治者的统治经验，有所创新，而使新律具有其本身的历史特点。首先，它吸收了自唐朝以来为历代封建法律所沿袭而又能典型地体现封建法律阶级性的十恶八议的内容。十恶即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八议为议亲、议故、议功、议贤、议能、议勤、议贵、议宾。十恶八议充分体现封建法律维护君主专制制度、封建等级制度、封建伦理道德以及封建地主阶级特权的阶级实质。大清律还对十恶八议的适用范围又有所扩大，这样就扩大了对人民反抗斗争的镇压面、打击面，又使封建地主阶级中享有种种法律所规定的特权的人员有所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