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可喜、耿继茂两藩王各拥旗兵十五佐领，加上所属绿旗兵各六七千人，兵力不下数万，力量稍逊于平西王吴三桂。尚、耿最初同驻广州一城，他们设“总店”搜括民财，“大自盐铁，小及鸡豚，城市乡村，列坐抽剥，有司莫能诘，百姓莫敢言”②。后来，尚可喜在广东“私市私税”，每年所获银两不下数百万，“广东所有大市、小市之利，经藩下诸人霸占者无算”①。此外，尚可喜还垄断对外贸易，大搞走私活动。他指使藩府参将沈上达，乘海禁之时，外国的商船不敢贸然前来，于是联结他人，私造大船，擅自出海贸易，所获非法收入，难以统汁，获利尽归尚藩。以是藩府之富，几甲天下。他们还巧取豪夺，肆意霸占民田，“占耕民田千百顷”。他们到处横征暴敛，又增立盐埠私课盐税，派藩兵开山伐木，取山林之利。两藩竞相斗富，为了兴建富丽堂皇的藩王府，滥征民力，搞得怨声载道。耿藩改镇福建后，更是横征盐课，勒索银米，无所不用其极。粤、闽人民深受藩害之苦。

　　“三藩”占据南方一线，拥有重兵，不仅不能成为清朝的藩篱，反而拥③ 《清史稿》卷474《吴三桂传》。

　　④ 魏源：《圣武记》卷2《康熙勘定三，藩记》上。

　　⑤ 《清史稿》卷525《西藏》。

　　① 刘健：《庭闻录》卷4。

　　② （康熙）《南海县志》卷7《食志·课程》。

　　① 《清圣祖实录》卷91。

　　兵自重，侧目朝廷。而朝廷每年还得向“三藩”供应大量饷银，使得“天下财赋，半耗于三藩”②。这对清朝是一个沉重的负担。随着割据势力的日益膨胀，撤藩已势在必行。

　　康熙十二年（1673）三月，平南王尚可喜因年老多病，愿归老辽东，疏请以其子尚之信袭爵继续镇守广东。康熙帝认准这是一个撤藩的好机缘，降旨称赞尚可喜“很知大体”，同时指出广东已“底定”，藩王坐镇已无必要，故不允尚可喜之子袭爵继续坐镇，而令其撤藩回辽。吴三桂自认为功高位重，也假意疏请撤藩，以试探朝廷态度。他以为“予疏即上，上必不敢调予，具疏所以释其疑也”③。疏入朝廷，大臣中意见不一，争论不休，“言不可撤者甚多，言宜撤者甚少”④。康熙帝态度非常坚决，认为“三桂等蓄谋已久，不早除之，将养痈成患。今日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①。毅然允其所请，下令撤藩。随后，耿精忠也疏请撤藩，帝亦同样照准，令将三藩尽徙回山海关外。康熙帝裁撤三藩的决心，并非一日，“自少时以三藩势焰日炽，不可不撤”②，亲政以后，曾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廑念”③，作为警言，书而悬之于宫中柱上。康熙帝认为，“三藩俱握兵柄，恐日久滋蔓，驯致不测，故决意撤回”④。可见其撤藩的举措是经过长期深思熟虑的。三藩俱撤，击中了这些称霸一方的骄兵悍将的痛处，于是，吴三桂在康熙十二年十一月首先公开发难，起兵叛乱，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他以复兴明室相号召，并发布《反清檄文》，伪称所谓明朝托孤皇三太子以“寄命”于他，把自己打扮成明朝的忠臣，妄图用谎言来赢得民心，获得支持。一时间，一些叛明降清的武将，一些督抚和提督、总兵等相率附和，以致“伪檄一传，四方响应”，“相率背叛”⑤。翌年三月，靖南王耿精忠在福建，康熙十五年（1676）月，平南王尚可喜之子尚之信在广东相继响应吴三桂，公开叛变。其他一些与清廷有矛盾的汉籍将领，如广西的孙延龄（孔有德之婿）、王雄，四川的罗森、郑蛟麟、谭弘等，也先后归附吴三桂。耿精忠在勾结吴三桂后，曾联络了据守台湾的郑成功之子郑经，约为援军。郑经率军队窜犯闽、粤沿海，转入江西，以为策应。吴三桂等三个藩王发动的这场反对清皇朝统治的叛乱，史称“三藩之乱”。

　　吴三桂叛变后，叛军来势凶猛，猝不及防。吴军很快攻占了湖南的衡州、② 魏源：《圣武记》卷2《康熙勘定三藩记》上。

　　③ 《清朝野史大观》卷5《刘玄初》。

　　④ 《清圣祖实录》卷99。

　　① 《清史稿》卷2691《索额图传》。

　　② 《清圣祖实录》卷99。

　　③ 《清圣祖实录》卷154。

　　④ 《清圣祖实录》卷99。

　　⑤ 《清朝野史大观》卷5《王文靖请斩吴应熊》。

　　常德、岳州，前锋直达澧州。耿精忠叛变后，也很快进入江西、浙江。叛军在一年多时间里控制了大江以南的大部分地区，形势十分严重。

　　面对吴三桂的叛乱，年方二十岁的康熙帝果断刚毅，首先排除朝廷部分大臣缓撤的主张，下令削夺吴三桂的王爵，以示武力平定叛乱的决心，并处死在北京居住的吴三桂之子吴应熊、孙吴世霖，“以寒老贼之胆，以绝群奸之望，以激励三军之心”①。然后，发兵讨伐吴三桂。

　　康熙帝针对当时复杂的国内形势，进行平定叛军的作战部署，将清军分为两条战线。把自古即为兵家必争之地的湖北的荆州以及“水陆皆与楚闽接壤”的江西作为前线，以八旗劲旅固守，遏止叛军过江北上，将地控南北交通要道的山东衮州和地扼东西咽喉的山西太原作为后方两个支点，调重兵把守，控制南北和东西两条孔道，以策应前线。按照这一部署，仅两年时间，清军逐渐占据了优势。于军事征讨的同时，下诏训谕云、贵两省官员及军民“各宜安分自保，无所诱胁。即或误从贼党，但能悔过归诚，悉赦已往，不复究治。至尔等父兄子弟亲族人等，现在直隶各省出仕居住者，已有谕旨，俱令各安职业，并不株连，尔等勿怀疑虑。其有能擒斩吴三桂头献军前者，即以其爵爵之。有能诛缚其下渠魁，及以兵马城池归命自效者，论功从优叙录，朕不食言”②。用以安定人心。于此同时，又对一些汉将实行笼络政策。为了稳定西线，对拥兵观望、叛服不定的陕西提督王辅臣着意笼络。王辅臣杀了朝廷派驻陕西的经略莫洛，这本是蔑视朝廷的大罪，但康熙帝不仅宽容，不治其罪，反而下诏自责，“则朕之知人未明”，“咎在朕躬，于尔何罪？”①王辅臣终于在康熙十五年归附清廷。康熙帝对甘肃提督张勇也加恩重用，使之忠于朝廷，以解除西北之患，使朝廷能集中兵力对付南方的叛军。康熙帝在吴三桂公开举起叛旗之后，为了集中兵力，剿灭吴三桂，曾下令停撤耿精忠、尚之信二藩。在处死吴三桂在京子孙时，耿精忠诸弟在京“照旧宽容”。耿精忠叛乱之初，康熙帝即派人传谕耿精忠“果能追念累朝恩德及伊父忠荩遗言，革心悔祸投诚自首，将侵犯内地海贼速剿图功，即行赦免前罪，视之如初”②。给耿藩留有后路。在招抚的同时，加强军事攻势，清军迅速占据了浦城、建宁、延平等府县。康熙十五年（1676）十月四日，靖南王耿精忠在清军大兵压境，内部矛盾重重，“军饷馈乏，军士逃亡”③的情况下，被迫率文武官员出降。帝命耿精忠“仍留靖南王爵，率伊所属官兵，随大兵（指清军）征剿海逆（指郑经），图之赎罪”④。郑经力不能挡，也① 《清朝野史大观》卷5《王文靖请斩吴应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