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梁章钜：《枢垣纪略》卷22；王昶：《军机处题名记》，中华书局1984 年版。案，供皇帝本人选择等等。军机处所承担的职权，已使它超出内阁之上而成为全国政事的中枢。为保证其所负担的各项职责能顺利得到贯彻，乾隆帝还为它制定了各种具体的规章制度。乾隆十四年，将雍正时铸造的“办理军机事务”的六字军机处印信改为“办理军机事务印信”，规定印信平时由内奏事处的夸兰达太监收存，用印时，由值班军机章京以镌有“军机处”三字的金鍉将之请出，用毕立即交还。为严格保密，军机处中的听差皆拣选十五岁以下不识字的幼童充任，而在军机处值庐，还有专派的御史往复稽查，不准任何人窥探。如有地方督抚官员通过各种方式向军机章京刺探情况，必严加处理①。尽管军机处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如此重要的作用，但乾隆帝却始终未设专官，未立衙署。其职权范围虽广，但不过是仅供“传述缮撰”，“而不能稍有赞画于其间”的一个皇帝私人的秘书班子而已②。因此，军机处权力的加大，仅仅是皇帝个人权力的加大。通过军机处的重建，乾隆帝不但将传统的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旧有权力剥夺殆尽，使其名存实亡，而且也使明朝以来的内阁形同虚设。与奏折制度一样，军机处的重建及其机构、制度的健全，都进一步强化了乾隆帝的君主集权。

　　坚持雍正以来的秘密建储制度，并从理论上加以阐释，是乾隆帝加强君主专制统治的另一个重要措施。雍正帝创立了这一制度，并没有从理论上加以说明，它还不被统治阶级中的多数人所理解。乾隆帝在即位之初，也只是依雍正旧例，亲书建储密旨，“照旧收藏”③，而在思想上仍然把它看作是“酌权济经之道”，还没意识到后世子孙一定要执行照办。随着乾隆帝的儿子们的渐次成人和其统治经验的不断丰富，他越来越认识到明立太子的害处和秘密建储的好处，这才开始进行反复的阐释。他指出，“储贰一建，其弊丛生，不特佥壬依附，易启嫌隙，而名分早定，日久必致流于骄佚而不自知”④。“有太子然后有门户”，“盖一立太子，众见神器有属，幻起百端。弟兄既多猜嫌，宵小且从而揣测，其懦者逢迎以陷于非，其强者设机媒孽以诬其过，往往酿成祸变，遂致父子之间，慈孝两亏，家国大计，转滋罅隙”①。因此，他认为“建储册立，非国家之福，召乱起衅，多由于此”②。而秘密建储可以避免上述弊端。他说，这样做是为了“不肯显露端倪，使群情有所窥伺，此正朕善于维持爱护之深心也”③。但是，朝廷和地方的一些官员不赞成这一办法，不断上疏，建言立储。乾隆帝对他们严加斥责，甚至说他们是“离间父子、惑断国家之人”。他断然表示，以后谁如提及此事，“朕必将伊立行正法，断不宽贷”④。这样，制止了朝野思想的混乱，制度得以确立起来。这一制度，对于因皇室人员争位而招致国家动乱，起到了抑制的作用。在他即位已满六十周年之际，他又在秘密建储的基础上适时地举行内禅，既避免了历史上屡屡出现的最高权力过渡之际宗室干政、大臣擅权、政柄旁落的重演，也避免① 《清高宗实录》卷264。

　　② 赵翼：《簷曝杂记》卷1《军机处》，中华书局1982 年版。

　　③ 《东华续录》乾隆四，乾隆元年七月甲午。

　　④ 《东华续录》乾隆一二○，乾隆六十年九月己未。

　　① 《清高宗实录》卷1066。

　　② 《清高宗实录》卷1189。

　　③ 《清高宗实录》卷1066。

　　④ 《清高宗实录》卷317。

　　了父子、兄弟之间骨肉相残的悲剧的再现，使得最高权力的过渡得以顺利地进行。乾隆帝坚持秘密建储，找到了皇位继承的一个好办法，这比他的祖父康熙帝的确是高明得多。

　　打击朋党、改善官吏队伍状况，也是乾隆帝加强君主专制的一个重要方面。乾隆帝即位之初，辅政大臣鄂尔泰和张廷玉在朝廷各有一帮势力，他们以民族、同乡、血缘、登仕途径等关系而各结为门户。如张廷玉原籍安徽桐城，于是，桐城张氏一族赖其势力而登仕的有张廷璐等十九人，与其联姻的桐城姚氏，有姚孔振等十三人在仕。同样，鄂尔泰在满洲贵族中也有较多的追随者。如果任其发展，对乾隆帝加强自己的君主专制统治将十分不利。在这个问题上，明末党争是个深刻的教训。他反复告诫臣属不得依附逢迎，还利用机会对之加以限制，甚至对其为首者进行打击。乾隆十四年十一月，张廷玉以原官致仕时，乾隆帝曾特颁谕旨，许其身后配享太庙，但很快因他未曾亲自谢恩而收回成命，还削去其伯爵爵位。乾隆二十年，他又制造了“坚磨生诗抄案”，将鄂尔泰的两个亲信胡中藻和鄂昌处死，借此机会将鄂尔泰的牌位也撤出贤良祠，以为大臣植党之戒。与此同时，他还有计划地改变旧有官吏队伍的组成成份。这一工作不仅对原有官吏的升转乾纲独断，丝毫不假手于人，而且在遴选新任官吏时，也注意选拔与上层官僚关系不深的出身寒微之士。乾隆初年，他接连开博学鸿词科、经学特科等，其用意即在于此。经过一段时期的调整，形成了以君主为核心的一支官吏队伍，对全国臣民的控制大大加强了。

　　除了上述各项措施之外，乾隆帝还汲取历朝统治的经验教训，对内监干政和宗室擅权等方面也颇为注意。他即位之初，就对太监中的不法分子进行惩治，而后又对包括自己儿子在内的宗室的不法行为严加处罚。乾隆帝将此两项政策贯彻始终。在乾隆六十年中，内监活动相当收敛，宗室地位也相对较低，都未构成对皇权的威胁。这些措施，对于他皇权的极度扩张，也都起过重要的保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