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维护君主在全国臣民面前至高无上的地位，乾隆帝还继康熙、雍正之后大兴文字狱，对各级官吏、士子和百姓的思想进行严密控制。他制造的文字狱，不仅像前朝一样对敢于收藏具有反清色彩的“国初伪妄诗文”和“明季末造野史”的文人进行严厉惩罚，还将有碍专制统治的当代人的著作也一并列为重点打击对象。因此，这一时期文字狱的名目和数量都是空前的。以名目而言，有什么妄议朝政，谤讪君上；隐寓讥讽，私怀怨望；诋毁程朱，倡为异说；妄为著述，不避圣讳；捏造妖言，狂诞不经等。以数量而言，总数不下七、八十起，几乎占清代全部文字狱的半数。著名的有乾隆十六年的王肇基“献诗案”、乾隆四十二年的王锡侯“字贯案”、乾隆四十六年的程明諲代作“寿文案”等。因文字狱而被处死或受到株连被判处各种刑罚的更是不胜计数。在文字狱发展到高潮期间，又有民间的告密诬陷以泄私愤，经办官吏往往断章取义，穿凿附会，以扩大案情，都大大地加重了对人民和社会的危害程度。以至求学的士子、坊肆的书贾、种田的百姓，甚至供职的官吏，全国上下都人人自危，整个社会处于“万马齐喑”的政治局面之中，而乾隆帝本人的权势却因此而发展到了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最高峰。

　　经过两千多年的缓慢发展，到清代，中国封建社会已经进入了晚期。不管乾隆帝愿望如何，他加强君主专制的一系列措施，从总体上说，对社会的发展只能是弊大于利。清朝是少数民族的统治阶级入主中原，入关之后，又在开拓疆土、加强对边疆少数民族的统治，发展多民族的国家等重要方面作了巨大的努力。由于各民族、各地区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乾隆帝的统治措施，剔除其封建关系中最落后的部分，在巩固国家的统一和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都还有着一定的进步作用。

　　在加强君主的政治统治的过程中，乾隆帝还继续雍正帝坚持耗羡归公、养廉银和摊丁入亩等项政策，先后实行各种措施以推动封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耗羡归公、养廉银和摊丁入亩改革赋役制度，对地主和无地少地的农民承担的国家赋税进行了调整，限制了各级官吏对农民的非法加派，这对于发展封建经济有着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由于这些政策伤害了一些官僚和大部分地主的利益，雍正朝时，朝野之中反对者大有人在，在雍正帝去世之后，还有人纷纷将此作为前朝弊政而要求乾隆帝予以取消。对此，乾隆帝通观全局，反复考虑，继续坚持这些政策，对于其中一些政策还进一步予以推广。如耗羡归公，他在认真分析反对意见之后指出，这些意见大多都是“出于愿耗羡之在下以济其私者之口”，因而不予改变，“仍由旧章”①。又如，对于地丁合一政策，则不顾一些地主的反对而继续坚持，并且还在雍正朝未及施行的地区予以推广。乾隆帝的努力，收到了明显效果，不但使这些刚刚实行不久的政策进一步确定下来，而且也使国家财力得到了充实，社会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乾隆帝同他的父祖一样，继续鼓励垦荒、组织移民，并根据全国人口迅速增长、土地相对不足的实际情况，提倡农民种植高产作物。乾隆五十年秋，他曾数次指示河南、山东等地督抚推广甘薯种植，亲自抄录介绍其种植方法的《甘薯录》一书，寄给河南巡抚毕沅，指令他“多为刊布传抄，使民间共知其利，广为栽种”②。他在位期间，还仿效康熙帝的做法，先后五次普免全国钱粮，五次普免全国漕粮，至于对各省因灾荒和其他原因而临时蠲免钱粮的就更多了。当然，这往往由于各级官吏的预征而流于形式，但与明朝末年对人民的再三加派相比，则不啻有霄壤之别。所以全国各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有较大幅度的发展，耕地面积扩大，人口激增，国库充实，整个社会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以耕地面积而言，乾隆三十一年，全国已开垦土地达七亿八千万亩；全国人口也从乾隆初年的一亿四千多万人增加到乾隆六十年的近三亿人；国库存银则长期保持在六、七千万两之间，几乎相当于全国每年赋税总收入的两倍，整个社会经济呈现了空前繁荣的新局面。

　　乾隆时期社会经济繁荣局面的形成，从根本上来说，是明末农民大起义打击地主阶级、破坏封建生产关系的结果，是清初以来广大人民辛勤劳动的结果，但是，也应看到，清朝建立后几代统治者包括乾隆帝不断加强君主集权而出现的长期的安定局面和鼓励农业生产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也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客观环境。在这一社会经济繁荣局面的形成过程中，乾隆帝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① 《清高宗实录》卷178。

　　② 《东华续录》乾隆一○二。

　　第四节“十全武功”

　　加强对边疆地区的控制，以巩固国家的统一，这是乾隆帝一生中的重要实践活动。他继康熙、雍正两朝之后，对西北用兵，平定西藏，抗击廓尔喀入侵，坚持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改土归流，这些军事活动将西北、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割据政权削除净尽，使得清朝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版图超越了历史上的任何一个皇朝。而乾隆帝制定的各种措施，将中央政府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有效管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乾隆帝的这些活动，对于进一步开展国内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对于国家的统一和进一步巩固，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准噶尔部是我国西北地区的厄鲁特蒙古诸部之一。康熙中期以后，该部崛起，先后兴兵进犯喀尔喀、青海和西藏等地。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定和统一，康熙、雍正两朝曾先后对西北用兵。清政府的军事打击虽使准部上层贵族对相邻地区的进犯活动有所收敛，但是清政府也没有实现对西北边疆进行直接统治的最终目的。乾隆十五年（1750）后，准部上层贵族发生了争夺汗位的内讧。最初，喇嘛达尔札联合其他贵族杀死策妄多尔济、纳木札尔而夺得汗位。不久，喇嘛达尔札又被达瓦齐和阿睦尔撒纳所推翻，汗位又被达瓦齐夺去，接着达瓦齐又因争权夺利和阿睦尔撒纳以兵戎相见。准部上层贵族争夺汗位的斗争，使得本部和附近各部的广大牧民与中下贵族深受其害。为了摆脱战争灾难，萨喇尔、三车凌等先后率部内迁。乾隆十九年，在争夺汗位斗争中失败的阿睦尔撒纳也率领二万余人投降清朝，达瓦齐政权已经处于众叛亲离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乾隆帝为实现康熙、雍正两朝的“筹办未竟之绪”①，对西北地区准部的分裂势力展开了新的军事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