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翼除了诗作，还致力于文学理论的研究。嘉庆六年（1801），赵翼著成了《瓯北诗话》一书。全书共十卷，对唐、宋以来的著名诗人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苏轼、陆游等逐一进行了评论，在中国古典文学批评史上也占有一定的地位。

　　② 赵翼《廿二史札记》小引，中华书局1984 年版。

　　③ 赵翼《廿二史札记》小引，中华书局1984 年版。

　　① 《皇朝武功纪盛》赵翼自序。

　　② 《瓯北诗钞》绝句二。

　　嘉庆十五年，是赵翼中举六十周年。这年秋，赵翼以八十四岁的高龄与同科举人姚鼐亲至南京，重赴鹿鸣宴，参加了中举六十周年的庆祝活动。此时，与赵翼年岁相若的几个著名学者，如王鸣盛、毕沅、钱大昕、纪昀等皆已相继去世，赵翼作为当时学术界中的大师和巨子，受到了人们普遍的尊敬和景仰。但赵翼并不以此为满足，在年老体衰之际，他强支病躯，克服耳聋眼花、步履艰难、精力日减的种种困难，将一生经历见闻所记旧稿整理成《檐曝杂记》一书。由于作者阅历广泛，谙熟典章，留心各地风土人情，而且还擅长考据，因此这部晚年之作份量虽然不大，但内容却相当充实，为后人研究这一时期社会各方面的情况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嘉庆十九年（1814）四月，在学术界辛勤耕耘了六十多年的赵翼因病逝世，享年八十八岁。

　　第四十章章学诚第一节立志史学章学诚，字实斋，号少岩，原名文敩，乾隆三年（1738）生于浙江绍兴府会稽县（今浙江绍兴市）。父章镳勤于治学，循循善诱。章学诚幼时多病，资质鲁钝，记忆力尤差，“日诵才百余言，辄复病作中止，十四受室，尚未卒业四子书”①。章镳于乾隆七年（1742）中进士，十六年受任湖北应城知县。十四岁的章学诚随父母去应城。这时，他童心未歇，尽管父亲为他延请擅长举业的塾师，可他不肯习作应举之文，而喜欢泛览群书，兴趣趋近于史学。他曾试图取材于《左传》、《国语》等书，改编为纪传体史书，名曰《东周书》，经营了三年之久，被馆师阻止而作罢。当时他“自命史才，大言不逊”。然而，基本功很差，“于文字承用转辞助语，犹未尝一得当也”②。

　　乾隆二十一年，章镳因故罢官，此后十余年辗转于湖北应城和天门（今湖北天门县）两县书院主讲，贫穷不能归乡，寄希望其子章学诚能够争取功名，而学诚年岁渐长，“稍知人世艰难，反顾其业，未有可以应世用者”①，因此，他不得不走科举考试这条读书人的进身之阶。乾隆二十五年，他第一次赴北京应顺天府乡试，未举。隔一年再赴乡试，又被斥落，于是就学于国子监。他在这个京师大学堂读书期间，考试成绩仍常居下等，受尽蔑视与讪笑，但同舍诸生中也有曾慎、甄松年两人与章学诚互为相知。

　　但是，这时的章学诚在学术上已有了独到之见。乾隆二十八年，他有两封答复甄松年的书信，表明了他在编修方志上的一些看法。其主要观点，一是志乃史体，所以“体裁宜得史法”，方志的编写应仿照纪传体史书，并提出“艺文”部分不能滥入诗文，诗文应另编文选作为志书的辅佐②等建议。二是方志应当“可为国史取材”，所以必须“详赡明备、整齐划一”。为此，他提出地方上“平日当立一志乘科房”，以保存有关资料。三是编写方志应有所“创特”，“非苟然为者”，使之不仅为一邑之书，而“实为天下之书”③。这些见解，是章学诚博览群书，大量参阅古今方志，并加以认真分析思考而形成的。章学诚确立了方志是一方全史的认识，具有很重要的学术意义，这使他在此后的修志活动中能够密切结合史学研究，为建立自己的方志学及史学理论开拓了广阔前途。接着，章学诚于乾隆二十九年参与《天门县志》的编纂；还提出关于修志的具体意见，题为《修志十议》。可以看出，他首先是在编修方志的领域里取得了较高的学术造诣。

　　乾隆三十年，章学诚至北京第三次应顺天府乡试，依然落榜，不久便拜投翰林院编修朱筠为师，学写文章。朱筠与当时一大批著名学者过从甚密，使章学诚藉以结识了许多学界名流，开阔了眼界。其中戴震的言论对他震动很大，将一个如何治学、通过什么途径成学的偌大问题摆在章学诚面前。戴震是乾隆年间第一流学者，经学考据的大师，在哲学上也有创见，又是一位杰出的① 《章氏遗书》（嘉业堂本）卷22，《与族孙汝楠论学书》。

　　② 《章氏遗书》卷17《柯先生传》。

　　① 《章氏遗书》卷17《柯先生传》。

　　② 《章氏遗书》卷15《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二书》。

　　③ 《章氏遗书》卷15《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

　　思想家。戴氏的治学途径是：“所以明道者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①。这就是说，必须通过训释字句以解经，才能进而明道，即得出理论上的认识。戴震第一次会见章学诚，便以权威的姿态诲以这条治学途径，自称“予弗能究先天后天、河洛精蕴，即不敢读‘元亨利贞’；弗能知星躔岁差、天象地表，即不敢读‘钦若敬授’；弗能辨声音律吕、古今韵法，即不敢读‘关关雎鸠’；弗能考三统正朔、周官典礼，即不敢读‘春王正月’”②。这一番议论，致使学识未深、一向疏于训诂考证的章学诚陷于矛盾与徬徨之中，自觉“我辈于四书一经，正乃未尝开卷，可为惭惕，可为寒心！”③这种心情，明确表露于乾隆三十一年《与族孙汝楠论学书》中。是坚持原先“别出意见，不为训诂牢笼”④的独自治学的道路，还是改弦更张，从事经史考据？章学诚必须作出自己的抉择。这期间，他经过几年的坎坷颠簸，“浮气嚣情，消磨殆尽’⑤，不仅在科举考场屡遭挫折，就连研治学问的门径也一时茫然。乾隆三十二年秋，曾一度打算“屏摄一切，发愤为决科计”⑥，但迫于生计，还是接受了修撰《国子监志》的委任。此后，生活重担越发沉重，乾隆三十三年，父亲卒于应城，全家十七、八口皆来北京，他只得写信请求老师朱筠帮助寻求编书之职，“此直生死之关，夫子大人，当有以援之。”1其境遇窘迫的程度可以想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