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那些随笔轶闻上看，佛印并不算重要。但是佛印是以风流潇洒出名的，而且在一

般通俗说部里，佛印比参寥更常为人提到是苏东坡的朋友。

    佛印根本并不打算出家为僧，并且他出身富有之家。根据一个荒唐故事，他的

生身之母也就是李定的母亲。显然他母亲是个放荡不羁的女人，曾出嫁三次，和三

个丈夫各生过一个儿子，在当年是不可多见的。在皇帝对佛教徒赐予接见，以示对

佛教抱有好感时，苏东坡就把此人推荐上去。佛印在皇帝驾前力陈对佛教的虔诚信

仰。皇帝一看，此人颀长英俊，面容不俗，说他若肯出家为僧，慨允赐他一个度碟。

佛印当时进退两难，只好答应出家。他在黄州时，常在一队仆从侍奉之下，乘骡出

游，与出家苦修的生活相去十万八千里了。

    佛印富有机智捷才。在他和苏东坡有点儿哲理味道的故事中，有一个是这样的，

苏东坡一天和佛印去游一座寺院，进了前殿，他俩看见两个面貌狰狞可怕的巨大金

刚像——一般认为能伏怪降魔，放在门口当然是把守大门的。

    苏东坡问：“这两尊佛，哪一个重要？”

    佛印回答：“当然是拳头大的那个。”

    到了内殿，他俩看见观音像，手持一串念珠。

    苏东坡问：“观音自己是佛，还数手里那些念珠何用？”

    佛印回答：“嗅，她也是像普通人一样祷告求佛呀。”

    苏东坡又问：“她向谁祷告？”

    “向她自己祷告。”

    东坡又问：“这是何故？她是观音菩萨，为什么向自己祷告？”

    佛印说：“你知道，求人难，求人不如求己呀！”

    他俩又看见佛桌上有一本祷告用的佛经。苏东坡看见有一条祷告文句：

    咒咀诸毒药，愿借观音力，

    存心害人者，自己遭毒毙。

    苏东坡说：“这荒唐！佛心慈悲，怎肯移害某甲之心去害某乙，若真如此，佛

便不慈悲了。”

    他请准改正此一祷告文句，提笔删改如下：

    咒咀诸毒药，愿借观音力。

    害人与对方，两家都无事。

    在苏东坡与佛印富有讥讽妙语的对话中，大都是双关语，难以译成另一国文字，

不过下面有一条：

    “鸟”这个字有一个意思，在中国俚语中颇为不雅。苏东坡想用此一字开佛印

的玩笑。苏东坡说：“古代诗人常将‘僧’与‘鸟’在诗中相对。举例说吧：‘时

闻啄木鸟， 疑是叩门僧。 ’还有：‘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我佩服古人以

‘僧’对‘鸟’的聪明。”

    佛印说：“这就是我为何以‘僧’的身份与汝相对而坐的理由了。”

    这些轶事中总是说这位和尚斗智胜过了苏东坡这位诗人。我疑心这些故事都是

佛印自己编的。

    根据现在可知的记载，中国的娼妓制度，创始于战国的管仲，他订这种办法作

为士兵的康乐活动。甚至在苏东坡时代，还有官妓，当然另有私娼。但是中国却有

一种特殊的传统发展出来，就是出现了一种高级的“名妓”，与普通的娼妓大为不

同，她们在中国文学史上崭露头角，有些自己本人就是诗人，有些与文人的生活密

切相关。她们这一阶层，与中国歌曲音乐史的发展，及诗歌形式的变化，密不可分。

中国诗歌经文人亦步亦趋呆板生硬的模仿一段时期之后，诗歌已成了一连串的陈词

滥语，这时往往是这种名妓创一种新形式，再赋予诗蓬勃的新生命。可以说音乐与

诗歌是她们的特殊领域。因为演奏乐器与歌唱都受闺阎良家女子所歧视，原因是那

些歌词都离不开爱与情，认为对情窦初开的少女有害，结果音乐歌舞便完全由歌妓

保存流传下来。

    在苏东坡时代的生活里，酒筵公务之间与歌妓相往还，是官场生活的一部分。

和苏格拉底时代名女人阿西巴西亚参加男人的宴会相比，也没有什么丢脸的。歌妓

在酒席间招待，为客人斟酒，为大家唱歌。她们之中有不少颇有天赋，那些会读书

写作擅长歌舞的，多为文人学者所罗致。因为当时女人不得参与男人的社交活动，

男人需求女人相陪伴，男人只好向那些职业性的才女群中去寻求快乐。有时，那种

调情挑逗却是纯真无邪，也不过是戏谑而已，倒有几分像现在的夜总会的气氛。歌

妓唱的都是谈情说爱的歌曲，或轻松，或世故，或系痴情苦恋，或系假义虚情，但

暗示云雨之情，或明言鱼水之欢。高等名妓也颇似现代夜总会的歌女艺人，因为芳

心谁属，可以自由选择，有些竟有不寻常的成就。宋徽宗微服出宫，夜访名妓李师

师家。总之，当时对妓女的看法，远较今日轻松。美国曼哈坦的诗人今日不为歌女

写诗，至少不肯公然出版，可是当日杭州的诗人则为歌女公然写诗。即使是颇负众

望的正人君子，为某名妓写诗相赠也是寻常事。在那个时代，不但韩琦、欧阳修曾

留下有关妓女的诗，甚至端肃严谨的宰相如范仲淹、司马光诸先贤，也曾写有此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