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属下放款松懈。他不能了解农民不需要此项贷款，每逢预备贷出的款项不能如数

贷出时，他就暴跳如雷。他开始把办理贷款成绩好的官员提升，把他认为懈怠者处

罚。每一个官员无不注意自己的成绩，最关心的就是由报表上显出好成绩。此等对

众官吏竞赛的刺激办法，很像现代的推销政府公债。主办贷款的官员一知道自己若

不能将款如数贷出，便会因“阻碍变法”的罪过行将革职或降职时，被王安石称之

为能吏的官员，便将款项开始在官方压力之下强行分配。每家都得向官家借债，每

一期三个月，每个人在一期得交付百分之三十的利息。也有善良的官吏深知这种贷

款对贫民为害之大，也知道若本利不能缴还，必难免牢狱之灾。因此依照朝廷的明

文规定，正式向民众宣布，此等贷款，依据圣旨，纯属志愿；心里对会因“阻挠变

法”而降级，早有准备了。

    免役法亦复如此。官方的本意与实施情形，也是大相径庭。但是这一项措施，

可以说是王安石变法中最好的一项。后来苏东坡的“蜀党”当权时，他一派中所有

的人都打算把王安石的新法全予推翻，苏东坡所支持新法中唯一的一种，就是免役

法。

    在宋以前，中国实行征兵制已经很久。王安石提出的就是老百姓要付税以代替

兵役。换言之，这条措施就是以募兵组成常备军代替征兵制。不过，仔细研究一下

免役法的规定，其结论恐怕难逃政府从税收以裕国库的目的，至于使人民免于征兵

之利益，则已由实行保甲制度而归为泡影，而保甲制度较之征兵制则弊害更多。免

役法慎重研讨一年之后，条文终于公布了。条文中规定凡过去免于征兵之家仍须付

免役税；例如，寡妇，家中无子女，或只有独子，或虽有子女而尚未成年者，尼姑

与和尚道士，都须纳一种税，名之为“助役金”。各地区在免役配额之外，须多缴

纳百分之二十，以供荒年百姓无力缴纳时应用。由此种税征集的款项，则充政府雇

兵与雇用其他人员之用。正如苏东坡在青苗贷款措施上所说，百姓将因拖欠而入狱，

而受鞭答之苦，也正如司马光当时所指出将来必然发生之情况——凡无现款以缴纳

春秋之兔役税者，必强迫而出售食粮，杀其耕牛，代其树木，方可以缴纳此项捐税。

再者，在前项征兵法中，民家只不过轮流服役数年，而在新实行之免役法中，常常

须为免役而年年缴税，连不须服役之年，亦须照常缴税。

    免役法，以及新商税与所得税法，必须看做是向民征税的一项新方法，而并非

免于征兵，因为人民在保甲法之下仍须接受征调而接受军事训练的。新商事法是根

据商人账目向商人的利润上征取捐税的。所得税，并非现代意义的所得税。我之要

在此称之为所得税，是因为官方强迫人民登记其收入与财产，据此以做分配其它捐

税之用。此税之所以像所得税，就是人民必须要报其收入与财产之所得，煞费心机

去欺骗政府。在这项新政的争论上，据说此项措施公布之后，“民家尺椽寸土，检

括无遗， 至鸡豚亦遍抄之。 ”无一不登记报官的。最后一项措施于神宗熙宁七年

（一0 七四）历时不久而废，因王安石不久失势之故；甚至在此项措施停止实施之

前，苏东坡称其不合于法，在他治下地区拒予推行。

    王安石在免役法中表明意在解除人民在征兵法中之苦，结果保甲法证实了他是

言不由衷。事实至为明显，他的新保甲法与免役法是同时公布的，在神宗熙宁三年

十二月（一0七0）。朝廷用免役法的法宝，一只手从人民身上解除了征兵的重担，

却用另一只手把那个重担又放回人民身上。保甲是邻居连保制度。每十家为一保，

每五十家为一大保。一保中如有人窝藏贼犯，保内各家要负连带重任；如有谋杀、

强奸等罪，保中必须报告官府。每一大保之壮丁必须组队接受军事训练，一家有壮

丁二人者抽其一，如超过二壮丁，则依比例多抽。凡抽去者每五天离田受训，此五

天相当于现今之一星期，一个月分为六节。家有壮丁者，不必如古代征兵制度下只

身赴外乡，而是使军队深入村中。但是王安石善于宣传，他知道给旧事物一个新名

称，此旧事物便不复存，所以“征兵制已废”。

    在集中登记管理人民之外，还有一种农民田地强迫登记，作为征收新税的依据，

以及另一种将政府的马匹寄养在民家的制度，也就是方田均税法及保马法。像所有

集体制度一样，王安石的新法是不放人民自由生活的。政府在妥为照顾人民的焦虑

之下，这个新政权必须确知人民做些什么，有些什么。也像其它集体制度一样，这

个新政权也认为缺少了特务人员是不能统治的。  因而其特务制度在神宗熙宁五年

（一0 七二）成立，幸而苏东坡已经离开京都了。这个新政权若不把御史台（相当

于现代的报章杂志界）控制住，而以甘心效忠的同党手下人填满，这个新政权也是

无法发挥效能的。王安石也觉得有控制学者文人的思想观念之必要。他以前像王莽，

往后则像希特勒，因为他一遇到别人反对，则暴跳如雷——现代的精神病学家，大

概会把他列为患有妄想狂的人。

    显出王安石的妄想狂性格，以及所有历史家和批评家共同认为他一个不可饶恕

的行为，倒不是他的政治社会的冒险改革，而是他自命为经典的唯一解释人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