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神宗熙宁六年（一0 六九）苏氏兄弟回到京师之时，王安石被任为参知政事

（副宰相）。随后两年之中，但见稳重的老臣纷纷离朝，御史台遭到清肃排斥，继

之身为谏官的都是王安石的一群小人。王安石就职不久，就开始以大刀阔斧在政府

各部门大事清除异己。抗争之事此起彼落，整个官场闹得乌烟瘴气。贤德干练深乎

众望的大臣，对王安石公开反对。这位年轻的皇帝反倒不明白究竟是何缘故。王安

石想尽方法，使皇帝觉得这场混乱纷争，是皇帝和胆敢反对皇帝的那批奸邪的大臣

之间的殊死之战。

    皇帝问道：“为什么会闹得这么人仰马翻？为什么所有的大臣，御史，全朝的

读书人，都群起反对新法呢？”

    王安石回奏说：“陛下要知道，陛下是要师法先王之道，为了事功，不得不清

除这些反对旧臣。在反动的旧臣与陛下之间的夺权之争，是不可免的。倘若他们获

胜，朝廷大权将落在他们之手，若陛下获胜，朝廷的大权则仍将在陛下之手。那些

自私的大臣，全都是存心阻挡陛下行先王之道。就是因此才闹出这一番纷乱。”

    有年轻好胜志在国富兵强的皇帝在上，有对自己的财政经济学说坚信不移的宰

相在下，实行王安石激进的政治财政改革已经如箭在弦了。实行新政的动机是不容

置疑的。宋朝承五代残唐纷争杀戮的五十年之后，一直没有强盛起来。而且，西夏、

契丹（后来称辽）、金，不断侵略中国的边境。中国与这些北方部落短期交战之后，

遂订约言和。和约的条款对中国皇帝也是忍垢蒙羞的条款，因为那些番邦虽然承认

中国的皇帝，但那是中国皇帝按年赐予他们金银绸缎换来的，每年付出的财帛要由

十万到二十五万缕。这自然使国库财力大量外流。国内行政一向松弛泄沓！政府经

费则捉襟见肘。王安石自命为财务奇才，能凭耍弄纳税征兵制度便可以给国库筹集

款项。我相信藉在中国西北用武而恢复国威，是王安石政策中打动君心的要点，因

为王安石当政时曾在西北由中国发动战争数次，其中有数次胜利，一次惨败。为继

续作战，皇帝需要金钱，为了筹款，国家财政制度必须改变。可是，我们不必怀疑

力主新政者真纯的动机，我们先看看那些财政经济改革的严重后果吧。

    王安石到达京都不久，司马光就和他在神宗面前争论起来，这次争论就总括了

双方基本的歧见。这时国库已到真正空虚的地步，到了春季的祭天大典，皇帝竟想

免去赐与臣子的银两绸缎，这样可以给皇家节省一笔钱。这件事弓起司马光和王安

石之间一次争论。王安石认为国库空虚完全为朝臣不知理财之道的结果。

    司马光反驳他说：“你之所谓财政，只是在百姓身上多征捐税而已。”

    王安石回答说：“不是。善于理财者能使国库充裕而不增加捐税。”

    司马光说：“多么荒唐！总之，一国有其固定量的财富。这笔财富不是在百姓

手中，便是在政府手中。不论你实行什么政策，或给此政策什么名称，你只是把百

姓手中的钱拿过一部分交给政府罢了。”

    皇帝有几分持司马光的说法，于是在随后一两个月内把新政暂行搁置。

    不必身为经济学家，尽可放心相信一国的财富方面的两个重要因素只是生产与

分配，谅不致误。要增加国家的财富，必须增加生产，或是使分配更为得当。在王

安石时代，增加生产绝无可能，因为那时还没有工业化的办法。所以一个财政天才

之所能为，只有在分配方面。因为王安石基本上关心的，是充裕国库，而增加国家

财富的意思，也就是提高政府的税收。王安石看得很清楚，富商与地主正以自由企

业方式获利，他不明白政府为什么不应当把他们的利润抢过来而由政府自己经商，

自己获利。那结论是可想象而知的。他用的名称的确很够新奇，他要用资本削减垄

断，叫“钱平”；他要取之于富归之于贫以求均富；他要阻止农民向地主高利贷款。

在春耕期间由政府借款予农民，在收割后由农民归还政府，自然是仁善之举。王安

石能使皇帝深信所有这些措施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但是历史上记载，经过了一段

踌躇，王安石才决定实行借款予农民的理论，这理论是一个小吏提出的，就是：投

资五十万两白银，每年政府可赚二十五万两，因为一年两收，则百分之二十或三十

的利息可以一年收两次。

    我们无须把这些新政的细节详予说明。总之新政是由神宗熙宁二年（一0 六九）

开始，大约八年之后闹得天怒人怨，王安石自己本人和皇帝都十分已烦，二人彼此

之间也不愉快。现在仅略述其大要于后。

    最重要与最为人所熟知者共有九项，为方便计，今归纳为三组。有三种国营企

业、三种新税、三项管制人民的登记制度、三种国营企业是均输法（国营贸易局），

市易法（国营零售店管理局），以及利息二分实收三分（加上申请和登记费）的青

苗法。三项新税收是免役税、国产消费税、所得税。登记制度是把国民组织起来，

编成十家为一组的征兵单位，亦即保甲；重新登记土地和马匹（方田均税法与保马

法）。大体说来，这些方案近乎现代的集体经济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