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我得指责她的无情，认为她坏？但我觉得她特别真诚。而真诚永远不会伤害我。也许我们是朋友，因为我们对真实的要求同样狂热，有时甚至伤人？因为我们都还有点孩子气，就像青少年朋友一样，互相发誓决不隐瞒。

　　从真诚到无情，这一步跨得很快，但不怕伤人的人也有好的一面：当他说你好话的时候，你可以肯定这不是奉承。

　　我把杰克·伦敦的《马丁·伊登》给了玛格丽特。她读了以后很高兴，感谢我说：“你，至少直觉是对的，你知道什么叫文学。”接着，她又补充道：“文学，我不喜欢这个词。这个词无力。文学作品，那是什么东西？”

　　“哪个词更好？”

　　“啊，作品，是的，写作就是这么回事。”

　　她经常坦白道：“写作，我谈得很多，但说到底，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我有时记下这些短句：

　　“假如书中没有音乐，那就不叫书。”

　　“当作家意味着自我毁灭。”

　　“我发现书就是我。书中唯一的主题，就是写作，而写作就是我。”

　　她有一天还给我一个建议：“小说的唯一问题，你应该问自己的问题，是‘谁在说？’”

　　我向她引用马蒂斯1的这些句子。那是我刚从她的故乡卡多-康布莱西的一个展览会的墙上读到的：

　　“我急于工作，受到一种不知什么东西，受到一种我今天发觉对我这样一个正常男人的生命来说十分奇特的力量的驱使……

　　“在旺斯小教堂的创作中我才醒悟过来，我明白了，我一辈子勤奋工作都是为了这个人类大家庭，必须通过我的中介作用，让它得到一点新的美。

　　“所以，我只是一个中介人。”

　　她说：“对我来说，这也一样。有时，我重读自己的著作，会不禁落泪。我问自己这是怎么回事，我是怎么写出来的。怎么可能这么美呢。”

　　在这一点上，她也是真诚的，而且也确实很谦虚：“在一本书中，不仅要有言外之意，而且要懂得不要什么都想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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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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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培根1也这样。他像马蒂斯和我一样，他不知道是谁在画他的画。”

　　玛格丽特刚遇到弗朗西斯·巴松，为《文学半月刊》采访他。

　　“培根和我谈的是同一回事。画家和作家能相通。他也是，刚好落在他头上，就像一场事故。他也需要喝酒。他对我说，安格尔2作画前会哭上几个小时。尤其是画肖像。我曾问他谈论‘作画的幸福’是否跟谈论‘写作的幸福’一样蠢。他答道：‘一样蠢。’我们一起大笑。”

　　我以后再也没有听到过她谈论弗朗西斯·培根，甚至忘了她曾跟他有过一段友谊。玛格丽特很少提及她所认识的艺术家或作家。她不炫耀与知识分子的任何非凡的友谊。她更乐意讲述与某个对她来说不同寻常的人，或某个有钱人、有权人的交往：电影制片人，银行家。当我问她过去与作家们有什么联系时，她总是含糊其辞。当代文学界的人士似乎对她也不怎么感兴趣。除非当她想出一个好句子，想嘲笑他们。有时，我试图唤起她的回忆：“乔治·巴塔耶1呢？”

　　“对，那是个朋友。我不像他那样喜欢萨德2。但《被咒部分》是部重要的书。”

　　“但巴塔耶的小说，读来不能不发抖。”

　　“啊，使你发抖了。《母亲》也许……”

　　她没有再说下去。她喜欢谈论普通人。对于思想家和作家，她常会暴露自己的秘密，或充满敌意。她不愿意跟任何人平起平坐。大名人，是她。为什么还要提别人。

　　她知道自己是大名人，远在写作使她家喻户晓的《情人》之前。用她自己的术语来说，是“世界性作家”（她反对用“国际性”这个词，认为太滥了，太普通了）。

　　1981年，我们一起去罗马。她被邀去梅迪希别墅。到了以后，她拒绝住在那里：“一个用来创作的地方，使人想逃。”她让人安排住在酒店里。尽管如此，让·莱马里，梅迪希别墅的经理还是与别墅的原经理、画家巴尔蒂斯为她组织了一场晚宴。宴会期间，话题跳到了巴尔蒂斯厌恶的蓬皮杜中心上。对他来说，蓬皮杜中心是一种异端：艺术应该因个性而流行。让它能被众人接受，那是一种荒谬的堕落。蓬皮杜中心是个旧货集市。

　　对玛格丽特来说，蓬皮杜中心妙不可言：人们可以成群进去，就像进教堂一样，里面有给人以启示的东西和三王来朝。总之，人民接受这种艺术。

　　谈话变成了争吵。在场的老巴尔蒂斯年轻的日本太太、让·莱马里、一个朋友、我的金发小女孩卡罗利娜、玛格丽特的儿子乌塔，大家都不说话，不敢介入。任何意见都会引起对方的攻击。

　　饭后，大家平静下来，开始休息，但玛格丽特马上表示要走。咖啡一吞下，我们就不礼貌地成群走了，孤零零地留下有点精神失常的让·莱马里和巴尔蒂斯夫妇。

　　在大街上，玛格丽特哈哈大笑：

　　“得快走，否则巴尔蒂斯也要离开了。”

　　“那又怎么样？”

　　“明星总是第一个离开的。”

　　那次罗马之行，玛格丽特风趣幽默。她尽情地傲对他人、嘲笑别人。但按照我们追溯的时间，还没有轮到讲述这趟旅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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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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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年代初，冬天的一个夜晚，夜幕降临的时候，我在巴黎的王子先生大街拐角遇到了玛格丽特。对她来说，那已经走得够远了。她很少离开圣伯努瓦大街。我差点认不出她来。那天晚上，她不再像一个小女孩，而更像一个女乞丐，像一个在城里迷了路的乡下女人。她疲惫不堪，挎着一个古怪的草编提包。我从来没有见她提过什么东西，哪怕是一只手袋。她把草编提包拉开一点，让我看见一团乱七八糟的纸张。也许是草稿，一份手稿……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