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坏大自然，残杀动物”，在这一点上，我让步了。70年代，我对自然环境漠不关心。玛格丽特感到很气愤，描写了一个悲惨可怕、将无法居住的世界。她触及了神圣的事物：“如果你看不到这场灾难，你就什么都看不到。”今天，她的预言被具体化了。

　　我们在饭桌边的那场谈话，我已记不大清楚了。但我们谈过好多次。有时，借着酒劲，我们一个接着一个开玩笑。有天晚上，她讲述了她与法国电力公司的争吵。她学着约瑟芬·贝克尔“我有两种爱”的曲调，唱道：“我有两个电表。”饭后，大家一齐唱起抱怨法国电力公司的许多歌曲。第二天，她把歌曲寄给了管理部门。

　　在那些年头，谁是“大家”？总是乌塔的同一些朋友，电影院的同一些朋友：男技术员、女技术员以及他们的情人和孩子。毫无例外。毫无外交礼节。一点也不赶时髦。夏季的周日，我们到处走动，公园的长桌边，可能有二十来个人甚至更多的人不断轮换：在“人民战线”见面后，又在36号的纪录片电影院相遇。玛格丽特端坐桌子一头，这种“第一次有薪假期”的气氛使她心花怒放。她坐下来时，短裙撩到大腿上，露出善于爬山的腿肚子。她微笑起来的时候很美，可以看见她漂亮的牙齿。她光彩照人，耀眼夺目。她很兴奋，尽管她自己否认这一点。任何作家（也许除了乔治·桑，又是个女的）都没有这种生命的威力和创造的力量。况且她还有重要的作品，又如此慷慨好客。

　　男演员、女演员，在一个时期当中，参加聚餐的，总是同一些人。

　　比尔·奥吉埃代替了德尔菲娜·塞里格。比尔的丈夫巴尔贝·施罗德当厨师，他就像个首领。有天晚上，他做了白斑狗鱼。玛格丽特叫道：“啊，这条白斑狗鱼，我把它记下来。”我由此知道她记下一些参考数据和断句。我也开始学她。

　　也有些赴会者来一次或数次，然后就不再来了：一个德国女歌手，一个意大利女裁缝，一些舞蹈家，一些美国的“博士论文准备者”，人们到布莱西尔火车站去找他们。他们一到，玛格丽特就对他们进行测验。

　　“你觉得我家怎么样？”

　　那些笨头笨脑地回答说“漂亮”的人立即就被淘汰。

　　“漂亮，啊不！恰恰相反。”

　　对那些找到一个不那么平庸的词来形容的人，她说：“还可以。”

　　我记得有一次在花园里吃饭时，她指责一个朋友阴险毒辣。我从来没有参与公开指责人。由于她的指责包含部分事实，这位朋友的尴尬和我自己的尴尬使我终身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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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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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有一次在厨房里与我们的哲学家朋友弗朗索瓦·勒尼奥一起吃饭。席间，她声称我们都是种族主义者，说必须承认这一点。她还举例说，她就不愿意怀黑人的孩子，她不可能爱他。当她提了这样让人为难的大问题时，我们扪心自问。我愿意成为一个黑人孩子的母亲吗？弗朗索瓦·勒尼奥拒绝做这样的假设，太离谱了：应该完全否认自己身上的种族主义思想，拒不理解种族主义，哪怕是自欺欺人。玛格丽特表示要讲事实，固执己见。那天晚上，大家争论得迟迟不休。

　　为了真实，她会去杀人。“不该撒谎，所有的人都想杀人。我翻开报纸，我想杀人，我和纳粹法西斯分子的区别，在于我知道我有这个能力。我也知道我能纠正自己。纳粹的幼稚之处，在于他们相信自己有权杀人。”她还说：“写作，也是对鲜肉、屠杀、消耗力量的渴望。很盲目。”

　　这么大的力量，太大力了，哪怕是在她敲桌子的时候。我发觉她在克制自己，她紧紧地抓住桌边。我后来只看到她坐在桌后，有时坐在扶手椅上，但从来没有坐在长椅或沙发上。她几乎从不站起，除非当她又唱又跳的时候。《蓝月亮》或《印度之歌》中的伦巴。我只有一张她站着的照片。她在一大群人当中抓着扬的胳膊，本能地掩饰自己矮小的身材。

　　“我一生都没摆脱这困境：我不以穿着引人注目，免得把别人的注意力引到一个太矮小的女人身上。”于是，她就进行补偿，以别的方式引人注意。她提高声调，头上总留着波浪型头发。在女权运动期间，她大谈特谈“男性生殖器崇拜的等级”：男人是过时的，因为他们蛊惑人心；男人是愚蠢的，因为他们无法听到自己的蠢话；男人是病态的，因为他们想赢得战争。她说，几千年来被男人指定在黑暗中生活的女人，她们有种能蔓延的直觉，有种神秘感，轮换感，感觉到时间飞逝：“无论是哪个女人都比男人更神秘。”

　　然而，她很快就想男人了，她声称所有的战斗精神都减弱了。她很久以前就已不信东正教，甚至从来就不信。因为对她来说，女人就是母亲：“不当母亲会失去半个世界。”她说她从来不想当男人，只是希望别人不要强迫她去管家。然而她却在管家，我听见她问:“今晚你做什么吃？”我看见她削土豆皮，使用长柄平底锅和漏勺。

　　面对男人，她会变得更加模棱两可：“由于听说男人一文不名，我想因此而改变主张。他们不能糟糕到这种程度。”

　　对于她的这种愤怒和妥协，我已记忆模糊，但我确切地记得，有一天晚上，她对我的或者是对她自己的那种温柔的，对，温柔的叮嘱：“你知道，男人，应该非常地爱他们，非常非常地爱他们。否则，就不可能忍受他们。”

　　一群群女人离开了诺弗勒。摄制组来了。玛格丽特说她拍电影是为了找事干，“为了打发冬天”。事实上，她在用摄影机寻找文学失落的东西。她在玩电影。因此，她是在进行改革。她有时不要演员（《在荒芜的加尔各答她的名字叫威尼斯》），有时甚至不要画面（《大西洋人》，四十分钟有三十分钟银幕是黑的）。有时她一边念台词，一边让雕像（《塞扎蕾》）、马路（《否决之手》）或更糟：流动的水（《奥莱丽亚》）等画面接连闪现。这时，她的声音成了唯一可供阅读的“电影”文字。幸亏，她的声音就像一种咒语，有一种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