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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塞艺苑
《女友杜拉斯》
来源: | 作者: 玛格丽特·杜拉斯 | 发布时间: 785天前 | 12901 次浏览 | 分享到:

  “男人理论化的阉割行为减少了文学素材。男人们并没有真正的好奇心,他们有一种罪恶感。他们并不强大,却很不安分。他们的软弱之处在于他们从肉体之爱中体验到的这种满足。你发现了吗?”

  她在文中常用“你发现了吗?”这个句子。对她或对她的交谈者来说,这是不是一种呼吸?

  “你发现了吗,男人都很疲惫,有点病态,有点自杀倾向。未来是属于女性的。我之所以说得这么悲观,是因为我很希望他们有两类,但他们病了,由于这种病,产生了男性的这种特征,等等。”

  她的这种愤怒往往突然消失,好像她摆脱了一种狂怒。

  “让我想哭的,是我的粗暴。”

  这时,她甚至会改变语调,采取相反的方式继续说下去。她觉得轻松了一些,笑自己刚才过于激动。

  “不过,我爱男人,我只爱男人。我可以一次有50个男人。”

  她是否从我的微笑中发现了一丝嘲讽?

  “是的,真是这样,我曾属于许多男人。”

  这种光荣的称号使她陷入了沉思。大家知道,她使得人们厌恶女人。她的贪婪,她的洞察力使男人们笑不出来。他们当中有一个,也许比其他人更软弱,给她取了一个绰号,叫“秃顶阉割者”。她的脾气就像有头发的阉割者,这使他困惑。玛格丽特并不秃顶,而男女双方都觉得自己被对方所阉割。我们甚至可以把它称做性别规则。对方永远是我们剧痛的替罪羊。

  在我患抑郁症的那几年里,我常去拜访生殖腺切除专家和精神分析学家。我请他们来到诺弗勒。他们与大部分男人相反,并不害怕玛格丽特,甚至喜欢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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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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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像公开赞扬她的拉康大师一样,非常欣赏她那种漫不经心的本领,我会写到这种本领是与生俱来的,对失望、匮乏和遗忘无动于衷。她对他们的背景了如指掌,但对他们又很不客气。她对他们说,她不相信精神分析。还有更恶毒的话:“上当受骗的是那些有强烈自恋倾向的人,他们无法摆脱那种顾影自怜的情绪。”她本人也尝试过,很少。有几次,仅仅是为了证明精神分析毫无用处,甚至会毒害作家生存的沃土。那些“精神分析学家”们尊重她,赞同她的观点,她有“自己的作品”,她没有处于要么支持要么反对精神分析的境地,她在“其中”。根据本体论的观点,她是在其中。他们把她视为同道,尽管遭到了她的无情打击。

  虽然她咒骂他们,他们仍然爱她,所以她最后也喜欢上了他们。晚上,她与他们一起在顶楼跳舞。在生活的旋涡中,和达尼埃尔、皮埃尔或让-皮埃尔一起。她对他们说:“不明白是最大的智慧。”但她肯定了他们的智慧。

  “我没兴趣弄清我还不明白的东西。我努力抓住的,是黑暗本身。”

  但她颠倒了角色,听起他们说话来。

  “神经器官里发生了什么,我是最后一个知道。”

  而他们所考虑的并不比她知道的多,甚至比她所知道的少。

  她和伊西说话,没完没了地讨论人类灵魂的邪恶,讨论法西斯主义和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李丽安娜·卡瓦尼的电影《黑夜看门人》引起了一连串问题。那个被流放的年轻的犹太女人,在集中营里被剃光头,与杀她的刽子手,一个党卫军睡觉。这故事深深地吸引了她。

  每个星期六晚上,当我们一起吃晚饭时,她都重提《黑夜看门人》,直到大家都感到不舒服。她在伊西身上找到了一只“心理”耳朵,敏锐而耐心,怎么也不会受冒犯。他随她胡言乱语,极大地满足她,让她从这个故事中得到快乐。

  事实上,她开始发现她将要写作的东西:《奥莱丽亚》,奥莱丽亚·斯坦纳,墨尔本、温哥华的犹太姑娘,犹太人聚居区的犹太姑娘,也就是说世界各地的犹太姑娘,她将献身于一个德国情人。

  直到她出版《痛苦》之后,我才在读《泰尔,自卫队员》时得知,战争结束时,她本人曾是抵抗运动的成员,在性方面受到了一个盖世太保的诱惑。

  后来,在1983年,她说道:

  “集中营,法西斯,这种现象会有什么结果?色情电影。所有的强奸都是法西斯分子干的。那种快乐是党卫军造成的。这与性爱中的忍受力相像。挨男人的打,好,早就这样了,但挨党卫军、挨刽子手的打,那是一种额外的乐趣。这一点,人们永远也无法避免。我觉得这种现象最终是很正常的,对法西斯主义来说,这是一种完美的结局,完全应该在什么地方结束。在尸堆里。他们将死于妓院或反常,性反常。也就是说疾病。我想这里面有些东西是对的,就像是一种平衡。我一点也不觉得害怕。”

  玛格丽特常常出现幻觉,常常糊涂,过去讨论的东西可能又会重提。没完没了地谈法西斯主义,性反常也同样。总会有些东西让人感到害怕的。如果说玛格丽特什么都不怕,那是因为她以痛苦为快乐。所以她赞美爱情,这可能会让人深感痛苦。那是最折磨人的办法。当她去找雅洛那个不忠诚的情人时,她说:

  “我上断头台了。”

  她爱他。她像一个神秘的女人,轻快地走在交叉路口。

  那年,奥莱丽亚的痛苦在特鲁维尔等待着她。她离开诺弗勒的玫瑰,前往海边的沙滩,前往无边的大海。

  再见了,“精神分析学家们”,她把他们扔在身后,头也不回,就像她向印度支那,向左派,向女权主义分子,向电影说再见一样。这土地首先给人以希望,然后被水淹没,被破坏。只有无法抓住的作品避开了她,因而也留在了她的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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