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特鲁维尔，她不喝酒，她孤独地发起了挑战。写作这苦行当重新开始了。她说：

　　“当我写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发现我已开始写《奥莱丽亚》了。”

　　她越来越经常地求助于上帝：“我信不过上帝，这是一个缺点;但我不信上帝，这是一种信仰。”她在她特鲁维尔的阳台上寻找上帝，摸索于天地之间。她只看见勒阿弗尔的烟雾和在海边做馅饼的孩子们。她从眼前这无边无际的虚空中得到了作品的内容。她成了奥莱丽亚，年轻的犹太姑娘。她18岁，她在世界另一端的海边城市写信。她说：

------------

女友杜拉斯（31）

------------

　　上帝和永恒之间的区别是很明显的。如果没有男人的这种原始的、器官上的痛苦，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任何办法设想他所处的这种永恒，人就不会被创造出来的。他是在不可思议、无法认识和难以理解的基础上被创造出来的。无穷无尽，写作，就是表达这一点，生活中的人。这是一种非理性的尝试。

　　如果只有理智而没有激情，玛格丽特就不能活下去。她再也没有情人了。她杀了安娜-玛丽·斯特莱特。她再也不相信电影。

　　比阿夫唱道：“没有爱情，人将毫无价值。”1980年，玛格丽特在特鲁维尔毫无价值，假如她没有透过《奥莱丽亚》，在奥莱丽亚身上认出了自己的影子。她既是那个年轻的姑娘，又是那个年轻姑娘的作者。一个对世界说话，另一个对一个男人，一个可能是情人的男人说话，而这两人又混淆在一起。在她的作品中，总有这种悄悄的转变和有时变向的弹跳。玛格丽特让我发现奥莱丽亚的收信者确有其人：

　　“伯努瓦，我应该会爱他的。”

　　她和他一起生活。“对远离写作的人似乎不可能存在的爱情，对写作的人永远是可能的。”她以奥莱丽亚为中间人给他写信：“这个房间可能是我们相爱的地方，所以就是那个地方，我们相爱的地方。”或者说：“那是一种等待死亡而又不造成死亡的爱情。假如通过欲望体验过死亡，这种爱情将永远变得更为强烈。”

　　这种不可能得到的爱情——唯一可能的事情——使她恢复了写作的力量，从而也恢复了生活的力量。就像圣人是上帝的说情者一样，爱情是写作的说情者。

　　玛格丽特去世后，《电影手册》曾问伯努瓦·雅戈，他们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性质。伯努瓦只简单地答道：

　　“她应该是爱我的。就像一个她应该有的情人。”

　　我打电话给她，打到特鲁维尔：

　　“你好吗？”

　　“很烦。”

　　“日子过得怎么样？”

　　“一点意思都没有，烦中度日。”

　　“看书吗？”

　　“看《圣经》。你呢？你得找回帕斯卡尔1的书，永远不要丢了。”

　　她谈起犹太人，说他们的尸体无埋葬之地，在地球上逐渐消失。

　　“死去的犹太人，到处都可以呼唤他们，找到他们，在河边，路上，在首都。”

　　她谈起集中营，谈到那些内地的大陆，夏天如蒸笼，冬天像冰窟。离大海非常遥远。

　　我觉得在特鲁维尔，由于靠近水，她会感到很满足。

　　“你不写作？”

　　“写，写一点。很艰难。我们谈点开心的事情吧，‘开心’，鸡奸者从我们这儿夺走了这个词。他们夺走了一切。而那是个很好的词汇：开心。是啊，多好的词汇啊。”

　　她笑了，露出那平易近人的笑容。

　　我在笔记本中找到了那段电话通话的记录。我之所以记下来，也许是因为玛格丽特不在诺弗勒，我想念她了。在她去特鲁维尔之前，我记下的东西恰恰相反：“我有时走得远远的，甚至在谈话谈得正欢的时候，我让自己充耳不闻，好像是为了听不到她所说的话似的，我怕受到她的影响。”

　　某种抵抗，玛格丽特感到很高兴，但她提醒道：

　　“你有时心不在焉，这不可思议。”

　　然而，她让一个瑞士记者来找我。这位记者在做一个关于她的广播节目，他告诉我说：

　　“是她建议我来问您的，她说您百分之百地接受她。”

　　玛格丽特并没有说过广播里的那种话，但我在内心深处放心了。她说：

　　“我喜欢那些不知道我在说什么的人，而不喜欢那些曲解我的人。”

　　我想念她的笑声。为了听到她的笑声，我放了一段她与一个女大学生的谈话录音。那是她让我录的。她的笑声在我工作的房间里回荡。多开心啊！我听见她说：

　　“只有失去自己的痕迹，才算得上是真正开始写作。从《如歌的中板》开始，我才有了写作的基本素材。那已不仅仅是关于我个人的素材了，而且，我的作品诸多重复：章节、部分或全部我都能在别的书中找到，好像那些东西不属于任何人。这使我感到非常高兴。《拉博尔男人》甚至曾是一个书名。”

　　说到这儿，她笑起来，很脆，很天真。

------------

女友杜拉斯（32）

------------

　　 “我想谈谈这样做的一个结果，最后的结果。好啦，书一写完，我就忘了它是怎样写成的，我想，哪怕是在我死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写成的，这也是写作的一种定义吧。”

　　那位女大学生问她写不写爱情小说。

　　“巴尔扎克式的传统小说，有些曲折的情节，啊，我才不写呢！”

　　这时，话语之间充满了嘲笑。

　　“整个十九世纪都由此组成。司汤达还神秘一点，我喜欢司汤达。我不喜欢巴尔扎克。”

　　她笑了。在这场谈话中她经常笑，我也常听到她说这句短短的话：“你再给我一点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