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爱情就没有小说。在我的书中，爱情是突然出现的。但不是因为爱情才写书，而是由于丑闻，在它的范围之内，在这个像鼠疫，像火一样非同寻常的社会当中。”

　　她问那个女大学生的丈夫：

　　“你呢？我不能跟不懂得爱情的人谈论爱情。我没必要跟那些不懂的人说。”

　　笑声变得更沉闷了。有那个女大学生的丈夫在场，她变得温和了一点。那是个加拿大人。更好了，是圣皮埃尔岛和密克隆岛上的。她马上就来了兴致：“冷吗？很多海难？族内通婚？”

　　“你的国家，就像个传奇故事。”

　　玛格丽特对遇到的人确实很感兴趣。她问他们，不把他们当做自己的应声虫。她没有名人的那种冷漠，尽管人们像采访名人一样来采访她。

　　“我从来不让步，不过这怎么说呢。我现在更少让步（笑）。永远必须碰运气。什么险都冒，我跟你说这些是因为我喝了一点酒。”

　　她的口气一下子亲密，一下子威严。笑声当中，她拒绝向那个女大学生做基本的解释：

　　“爱情？你应该懂得，我之所以写安娜-玛丽·斯特莱特，是因为我爱她。但促使我动笔的，是写作，是激情，是想意识到自己的激情的那种激情；是写作过程中发现的那种领域。我并不想简单地写每一个人。我喜欢我的邻居，我想把她写到小说里。不，是因为能意识到这个邻居对第三者的感情。是介入到别人的事情当中，假如我有本领，我知道这就是我的本领。我是在这里，在诺弗勒城堡介入法国驻加尔各答大使馆的。然后受到接待，听到副领事的叫喊。这种自身向作品转移的过程，就是写作本身。这非常微妙。在我写的东西里面，一切都是合乎逻辑的。我从来不会弄错，但一切都是假的。我没有编造任何东西。我只编造了叙述的由头。所以说，一切又都是真的。只有一个人不是真的，那就是劳尔·V·斯泰因。我认为劳尔·V·斯泰因就是我，所以我不能编造这个人。那个女乞丐是真的，副领事是真的，安娜-玛丽·斯特莱特是真的，湄公河是真的，加尔各答是真的。唯一不是真的东西，是我。我与生俱来的问题，是弄清楚当我讲话的时候是谁在说。如果说有编造，这就是编造。”

　　那个女大学生惊呆了，又谈起了语言学家邦弗尼斯特著作中第三人称的用法。

　　玛格丽特哈哈大笑：

　　“这太复杂了！”

　　她向我转过身来。

　　“磁带录到哪里了？还剩多少？她是不是还有很多问题？你给我一点酒。”

　　她对女大学生说：

　　“这场谈话，你可以把它叫做‘谁在说？’”

　　接着，她又对我说：

　　“今晚，我们是不是做番茄酱？”

　　这次谈话是1982年7月24日录下来的。

　　就同一主题重复进行漫长的谈话时，玛格丽特往往会建议录下来。

　　“让它失去这也太傻了。有时，我还是挺有才气的。”

　　她不时地对我说：

　　“瞧，我跟你说这些是为了让你不会忘记。”

　　她给了我一朵茶花：

　　“如果把它弄干，你可以把它一直保存到我死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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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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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是不要去《Apostrophes1》。”

　　玛格丽特一脸严肃的样子，不开玩笑。80年代初，她尚未重新喝酒。她已停止喝酒，已经戒酒了。戒酒使她对某些东西更加不能够容忍。她第二次接受医生们的建议，她被诊断得了肝硬化。但她讨厌自己戒酒，就像讨厌所有俯首帖耳的行为一样。

　　“你不要向这种庸俗的东西低头。我不拒绝拍照，但我拒绝在电视这垃圾桶一样的东西上露面。”

　　玛格丽特使我惶恐不安。她说，作家怎么要亲自去捍卫自己的作品？作家对此应感到耻辱。不过，应邀为我的新书《大纪实》参加这个文学节目，我还是挺高兴的。她没有跟我谈我的书，或者说我不记得她跟我谈过。相反，她大叫道：

　　“去那儿露面的人都不是作家。你在那上面看见过布朗肖、贝克特、格拉克吗？”

　　“这种等级的作家可不多，我算老几？”

　　“啊，对。”

　　这个节目是为我的书促销的，甚至这个再简单不过的理由她也觉得不光彩。

　　“读者应该独自寻找自己的阅读之路。”

　　“我叔叔会说同样的话，但那是在另一个时代。”

　　她不想再听什么，我几乎带着羞耻走向贝尔纳·毕沃的镜头前。

　　节目播出之后，她打电话给我：“还可以，你没有失去尊严。”

　　我期望有更详细的评论，但她却啰嗦起气候和冬天的寒冷来。

　　“树变得光秃秃了：我喜欢这个一览无余的季节的透明。”

　　一个透明的季节，这景象吸引了我。我忘了她对我的工作的沉默，甚至忘了她的蔑视。我只问她这一点：冬天的景象，我因此而喜欢她，因为这个一览无余的冬天。她使我的生活变得崇高了，就像她使一切都变得崇高一样。从个别到一般，从日常生活到形而上学。而且，我有机会参与了这些变化。

　　她让在水塘边钓鱼的孩子淹死在水中。但愿他已经淹死。她产生了淹死他的念头。应该救他吗？收留他？让他灰心丧气？那天结束的时候，她对这个被淹死的孩子已无可奈何：她去看这个孩子的尸体是否在水塘的水面漂浮。她快乐地亲自讲述她是怎样重新安排情节的。她不用“社会新闻”这个词，这个词与现实关系太密切。她提起促使她写作的事实，因为那些事实是不由周围的意识形态所决定的。或者是她觉得有神秘意义的事实。有时，她也制造神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