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互相准备了礼物。大家都准备了。除了她，她像个习惯于别人进贡的王后一样收了礼物。扬很尴尬，为她解释道：“你们都了解她。”

　　扬面对让-达尼埃尔特别感到难为情。让-达尼埃尔的忠诚和才能都是金钱所换不来的，他既不等待酬金，也不等待礼物，但也许他等待爱心的表示。

　　玛格丽特意识到了这种不适，她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变本加厉了。她发起攻击来。首先攻击我们严重的小资产阶级习俗，攻击圣诞节这种“毫无想象力”的愚蠢的传统，接着又攻击起我的孙子的名字来：

　　“安托万，就像爱德华和查尔一样，是在学校里用的名字。男孩，应该叫让（就像她儿子一样），皮埃尔、保尔或罗贝尔。别叫安托万。”

　　我还记得她所列举的名字，因为我经常想，为什么她那样排斥安托万这个名字。我笑了，我发现皮埃尔、保尔和罗贝尔是她的兄弟和他第一个丈夫的名字。

　　她和从襁褓里抱出来的一个月大的婴儿玩。她把婴儿的小手放在她自己的手上，她的手也很小，然后又把婴儿的手放在她的手下。就这么玩，很温情。这个轻松的时刻只持续到第一道菜上来。婴儿被抱到另一个房间里去了，玛格丽特直冲让-达尼埃尔说：

　　“这是医生给作家看病的一个机会。”

　　我起初不明白她对他说的是什么意思，但她马上又明确地说：

　　“你曾经有许多机会。跟我在一起，医生们进步很快。”

　　我们都愣了，哑口无言，让-达尼埃尔呢，这个如此敏感的人，差不多也无言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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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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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聚会结束，她一直在谈这个话题：医生有没有本领，就看他对疾病有多深的认识。她看不起医生这个群体，但让-达尼埃尔除外，因为他懂得从她的酗酒中增长知识。

　　没有一个人回答她。她高谈阔论。每个人内心都感到哀伤。当她和扬离开时，她临出门，邀请我们说：

　　“明天五点去到我家。既然大家只喝茶……”她露出迷人的微笑，“大家聊聊天。”

　　13年来，我第一次不想理她，但让-达尼埃尔最后说：

　　“我们明天去。她之所以好斗是因为戒酒。她痛苦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她在等我们，就像久别重逢一样拥抱我们。她含情脉脉地看着我们。对她来说，这是个机会。她坐在她那张大桌子后面，稳稳地把前臂放在桌上，开始说话，给我们讲起故事来。她讲的故事我都忘了，但我记得她右边的脸被灯光照得一片金黄，孩子般的手抚摸着扔在桌上的织物。她一口气讲了两个小时，除了喝自己的那杯水外，没有停下来过。她一口一口，慢慢地喝着那杯水，就像喝酒一样。

　　她东拉西扯，说些离奇古怪的事情，从一件事跳到另一件事。她顽皮而迷人，对情人可能就这样。她让人忘了时间，忘了一切。那种“天方夜谭”，我以前从来没有听到过，以后也没有再像那天晚上一样听到过。只有那天晚上，她才有这种新生的举止和仁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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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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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3年刚刚开始，就需离开巴黎。远离她。无论去哪，但走自己的路。当我觉得自己迷路时，我就变本加厉。走得远远的，孤身一人，要取得成就，就得重新找到自我。这回，我得找一个国家，经受我和她一起经受过的那种考验。我曾在战火中的莫桑比克做过一次艰难的旅行，自那以后，我便发誓再也不回非洲了。现在，我觉得非洲及其不停的动乱突然使我忘记了美国医院。我在贝宁有个合作伙伴，她可以让我住在她家里。

　　在非洲，冒险家很少有失望的。在我逗留期间，邻近的尼日利亚正在驱赶必须经过贝宁返回家园的多哥移民，可怜的难民们流离失所，一队队来到科托努和波多诺伏。我害怕强盗，怕他们的刀。再说，那些在电视里差不多已屡见不鲜的画面，谁见了不害怕？在那里，我尽量不看尘士飞扬的路边的尸体，但我看见男人们跳进水中，想抓住开动的船只的缆绳，我看见他们淹死。我看着他们淹死。路上，没饿死的人继续拥向多哥，他们将烂死在露营地或衰竭而亡。他们在毒热的太阳下发抖，就像今天在卢旺达和扎伊尔一样。

　　我没法打开箱子。我颤栗，发抖。发烧。也许得了疟疾？也许是非洲的苦难使我精疲力竭？但最后还是感到很幸福：我可以病倒在那里，躺在“我”的床上了。

　　玛格丽特对我的发烧很感兴趣，她描述了疟疾的症状，她母亲在印度支那发作过，但没有阿米巴痢疾那么严重。她极为温柔，最后羞答答地说：“今年冬天，你五颜六色都见过了……”我明白她是暗指我们怕失去她而有过的恐惧。她补充说：“这是那些东西的影响，但重要的是小孩子，是安托万，他决定一切。”

　　接着，她还是那么激动：“我无法忍受你在那儿看到的东西。你给《解放报》写文章了吗？”

　　我没想到，没想到给《解放报》写文章，也没想到给另外的报纸写文章。她是天生的记者，一揭露不公正的事情，她就竖起耳朵。

　　只有带感情的新闻才是文学。我有时想，这样有倾向性、敢谴责的新闻才是最好的新闻。至少，它又恢复了愚昧状态，让人怀疑起对事件的说法来。

　　得了双重肺炎，这将是我此后持久的肺部麻烦的根源。

　　“像我一样。”玛格丽特相信自己有肺气肿。作家窒息而死，这是很常见的事。

　　此刻，她抢先了。医生说她的肺气肿是她自己臆想的——这个词应该使她感到高兴——但在她生命结束的时候，她的喉咙被管子穿了一个洞，肺不借助供氧设备便无法呼吸。这时我再次想起了她的预感，她的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