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说，人民要革命。所以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所以说，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民，永远站在革命这一边，阶级敌人不过占百分之一、二、三。还有百分之二、三、四，哪里去了呢?

  　　然而他是张志远，是他的——其实他毫不怀疑，那就是他的生身父亲。在那次谈六翅鸡以后，他试探地再次与张副书记谈起自己的母亲，他假装是谈自己的历史，他说：“妈妈告诉过我，我的爸爸是四川人，姓林，后来去了江西苏区。我姥爷那时开小店……”张志远打断了他的话。张志远谈起了最近干部群众的思想动态。然而，祝正鸿看得出来，张志远有点不安，脸红一阵白一阵，忽然喘气忽然咳嗽，说的话不流畅，停顿和节奏不对头，好像在读一篇通通用错了标点的文章。只是在谈完话，张志远紧紧握着他的手不放，深情地看着他，说：“向你妈妈问好。”他又拍一拍祝正鸿的肩膀，他几乎是搂了一下正鸿，他忽然放低了声音，问：“你们生活上有什么困难没有?住的情况怎么样?有什么问题需要我帮忙吗?”

  　　祝正鸿不假思索地坚定地回答：“没有，我们，我是说我和我的妈妈，我们娘儿俩一切都好，我们什么困难都没有，什么问题都没有。”

  　　他已经后悔自己的孟浪了。什么时候?管他亲生干生爹娘做什么?“文化大革命”期间，伴领导如伴虎，岂可掉以轻心?

  　　从此，他与张志远的联系就一下子少起来了，他的表现也没有起初那么积极了。开会表态的事找他也少了。妈妈死的事他想了想干脆不告诉张志远。过了一个星期了，丧事已经办完了，一天张志远问他：“听说你母亲去世了。”他点点头。张志远拍拍他的肩膀，说：“致以哀悼。”他的官腔使正鸿不满。没有再说话。

  　　他依稀听说不久张志远和第一把手之间有了矛盾，而他们的矛盾只是为了一个标点符号。他们在审查写作班子的一篇大批判文章时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我们的生命线，幸福线，胜利线。”还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我们的生命线，幸福线，胜利线!”而争执不休。第一把手主张句号，根据是两报一刊社论里的同样句子是句号；而张志远主张惊叹号，根据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位大人物给张志远的信里，同样句子标了惊叹号。人们窃窃私语，不明白一个标点有什么大不了的，何苦争执不下?祝正鸿一声不吭，这年头还理解不了这个，恰如彭真同志批评过的：“怎么这些干部笨得像猪?”这句话最后，可以用句号，也可以用惊叹号，这本来就不是什么问题。现在，两位领导的意见不一致了，这就是问题之所在，问题就在于问题本身，就在于二位领导的意见不一，互不相让，就在于有人赞成这个领导的意见有人赞成那个领导的意见，谁是句号派，谁是惊叹号派，势如水火。还有一些傻×，莫名其妙不知就里。哈哈，这就是路线斗争!哪怕一个主张八两，当然老秤，即二百五十克；一个主张半斤，不分老秤新秤(也是五十克加二百克)；这也会成为路线斗争!

  　　在这个微妙的时刻，他得到了张志远的指示——“你该去看看他”。他不辱“父”命地去过了。

  　　他与赵青山谈完话，做完人情，也得出了有关判断之后，他回到办公室。进办公室后立即见到了秘书的惊恐不安的目光，秘书本来是一个低眉顺眼，远看辨不出男女来的人，今天，她的一只杏核一样红肿的眼泡鲜明地引起了他的注意。秘书通知说，马上要开干部会，有重要文件传达，秘书强调说：“听说，有事儿。”秘书一面说话一面喘气。

  　　如果秘书说的是“事”，不儿化，那就是有工作有任务有安排不得闲之意，如果是“事儿”呢，如果把事儿化了呢?这个“事儿”里就有几分凶险之意了。

  　　他一惊，从秘书的目光里他看到了某种灾难的预兆。他问：“嗯?”

  　　这一声“嗯”已经足够了。他不可以再多出一个声音。

  　　秘书说：“张……”

  　　这一个含糊不清的“张”字，也已经够了，太多了，出了格了。张字还没有说完，她的针眼出血了，鲜红的血液与乳白色的脓汁从“杏核”里流了出来。祝正鸿惊呼了一声，他挥手让她快去医务室清洁一下。

  　　祝正鸿一时没有听清，只像是被谁从背后推了一下，什么什么?张?张志远?当然不会是张春桥也不是张君秋。张怎么了?这年头，一切好事都靠不住，一切坏事说有就有，说来就来。稳住，你一定要稳住，他不知就里，但是本能地告诫与鼓舞自己，就像走着走着路突然被什么绊了一下，他需要的是调整自己身体的重心和保持平衡，而不必去管绊你的是石头还是木桩。

  　　……张志远突然被“隔离反省”了，据说查林彪集团的过程中有什么事牵扯到了他。隔离二字的蛮横与方便使祝正鸿吃惊。现在把一个干部隔离，比吃一枚糖球似乎还顺当。这件事给祝正鸿的冲击甚至超过了旧市委的改组，对于旧市委来说，他祝正鸿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市委的主要领导人与他也没有直接的关系。而现在，是张志远，是他窃自认定的生身父亲……

  　　直到晚上下了班，回到家里，他一放松，才觉出，自己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