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只觉得谢天谢地。他本来以为自己也要被隔离的。自从张志远出了事，他也不再与想像中的妈妈讨论政治了。如果妈妈在，她的高调门咏叹调也会收起来的。这也很怪，他对此毫无怀疑。妈妈会回到自唱自叹的唐诗宋词古典文学中去，一定又是“山寺月中寻筷子”，又是“妾住在横塘”起来，俨然一个飘飘欲仙的隐士，或者更正确一点说是仙姑，道婆，当然，祝正鸿是大孝子，不会想像他娘亲是巫婆。中国人在大潮来了的时候都是政治家，而在大势不妙的时候，又都是灵山秀水归客乃至谈狐弄鬼的天上人物。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邦有道则智，邦无道则愚，其智也可及，其愚也不可及。从误入尘网到采菊东篱。谁不会玩这个游戏呢?

  　　那么，他的爸爸的故事到底是实有其事还是妈妈的出色想像力结出来的果实呢?

  　　他的房子仍然很狭窄，他不再关心文艺呀意识形态呀路线是纲阶级斗争是纲还有养猪也是纲什么的了。但是他还是有一个心病，他惦记陆浩生，他听说陆浩生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一九七五年邓小平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以来，气候有点变化。听说张银波重新筹办出版事宜，听说电影《创业》顶住了棍子而且受到了毛主席的保护，听说犁原奉命重新筹办文学刊物。听说一批老干部重新出山。但是陆浩生的历史问题始终找不到证人，没有解决的希望。

  　　他委托一个朋友帮他找到了陆浩生现在的地址和电话。“文革”开始以后，他们夫妻双双揪出，也就被从原来的高干小楼赶了出来，他也就不再知道他们的去向。想不到这回一问，打听出来他们就住在他家附近，步行不到十分钟的距离。这使他惭愧异常。这使他觉得自己是欠了账。怎么会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了呢?可又怎么往来呢?去一趟写一份交代加揭发材料?去了以后先说：“书记，对不起，我过去写了今后也得写您的材料，您看我揭发点什么好?”

  　　他约好了，去看望陆浩生。

  　　他想给陆浩生带点礼物，他找了几本上海出的《朝霞》、《时事手册》和《赤脚医生手册》，上海人是灵，给他们一个火柴他们就能在里面翻跟斗，就有了广阔空间。他还觉得缺了点什么，在家里搜了搜，找出了半只金华火腿，还是当政工组副组长那几年外地来办事的人送的，他闻了闻，味道尚无大的变化，金华火腿并未“变修”，便用一张旧报纸裹了裹，给陆浩生带上，裹报纸前他细心地看了看版面，确定报上没有主席像也没有林彪像才敢用——有前者，用来包火腿是亵渎，有后者用来包火腿是反动。至于毛主席语录，所有的报上都是连篇累牍，顾不得那么多了。

  　　他满脸愧色地见到了陆浩生。陆浩生住的楼道里充溢着酸腐的大白菜混合着蜂窝煤燃烧不充分的味道，已经是夏天了，大白菜早该吃完了，但楼道里的气味不变。全楼共用的垃圾通道蒸腾着陈年臭气。楼道也肮脏得很。奇怪呀，这样的楼房里不会有人烧蜂窝煤呀，怎么楼道熏成了污七八黑的呢?祝正鸿想起北京刚刚盖所谓单元楼房的情形来了，五十年代，说是有了这样的公寓房——那时公寓二字听起来也很有些“反动”，革命的住处只能说是宿舍或者营地的——说是每家都有自来水、下水道、暖气、后来还出来个煤气管道，对于只知道小胡同小院落小平房的北京人来说，那时觉得住进具有水电卫生煤气设备的单元楼房就是梦一样的苏联电影一样的生活啦。

  　　这才几年，梦想实现了。

  　　梦想一经实现，就开始发霉啦。

  　　陆浩生的两间小屋堆放得杂乱无章，进门处的一间小厅里劳动着一名木匠，木匠后背上的细密的汗珠令正鸿直起鸡皮疙瘩。满地刨花木片，还有一碗发着恶臭的鱼皮鳔胶。祝正鸿想不到，书记这里也是忙于打家具。各打各的衣柜、写字台、餐桌……那也能叫做“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吗?他最近听到一个反动怪话，说是各人都在搞斗批改，斗是“逗”孩子，批是“劈”木材，“改”是改毛衣。可你又在哪里呢，我的那个或者正确地说是你的那个“文革”之底?看不见您呀，底!过去，谁家里不是从公家库房里搬两张木床，一张办公桌，一张一头沉，再从山货铺买一张小炕桌儿，做几把小板凳完事。怎么搞革命搞得纷纷打衣柜，打床头柜，打椅子，打饭桌，打茶几，乃至打起简易沙发来了，这不是“变修”了吗?而陆书记家，当他们搬到小小的两间单元房，再打起家具来之后，除了更脏更乱更挤更味儿以外，居然一点领导的味儿老革命的味儿也没有了。他不禁喟然叹息。

  　　“陆书记，您也在打家具呀?”祝正鸿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个，不然，说些什么呢?几年不见，提拔了他又被他多次检举批判过的陆书记，已经满头白发了。时间过得真快呀。

  　　你他妈的算个什么人呀!

  　　祝正鸿吓了一跳，他的耳近旁似乎有人向他低语，他四下看看，当然，并无一人。

  　　“啊，你好，祝……老祝同志。”陆浩生对他的有关家具的问候就像没有听见一样，他似乎只是在考虑怎样称呼祝正鸿，过去书记都是叫他小祝的，现在临时改口称他为“老祝”，恐怕也是表示敬意的意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