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藏族同胞的想象是多么美丽呵！

“我们大家的东风”

在我们庆祝建国十周年的盛大节日里，从五洲四海来了八十七个国家的弟兄和朋友，他们在参加种种庆祝节目时那种兴高采烈的神情，使我们从心底体会到和平民主的力量在不断地壮大，世界人民大团结的力量在不断地加强。

假如参加招待贵宾的朋友们能够聚在一起，座谈一下自己的所见所闻，我们一定可以记录下几车的，从贵宾们热情洋溢的心里所唱出的乐观勇敢的诗歌！他们——尤其是亚、非和拉丁美洲的客人们，看到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满目荒凉的瓦砾场上，昂然地站了起来的中国人民，在短短的十年之中所取得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使他们彻底地知道：像中国这样在一百多年来受尽帝国主义剥削与压迫的人民，只要能把政权抓在自己的手里，只要能联合社会主义国家，联合国内各阶级人民和全世界被压迫的各民族人民共同奋斗，任何艰难险阻都是阻挠不住中国人民的前进的！他们欢欣鼓舞地、珍重地接过我们向他们伸出的同情和支持的手。他们把我们的成就，当作自己的成就，把我们的胜利，当作自己的胜利，从我们的成就和胜利中得到了信心和力量。

尼泊尔诗人西狄·嘉拉恩·希雷士塔写道：

……今天每一个亚洲人胸怀都大为宽广，哭泣和绝望的黑夜已经逝去，希望的晨歌已在歌唱。为什么我不应该把这个节日当作我自己的胜利？我要和你们同声歌唱，和你们齐步舞蹈。

在你们欢庆胜利的浪潮中，站着像毛泽东那样的领袖，他久经考验，献身给人民大众，我也在这浪潮中获得了欢乐和幸福。

好一个“我也在这浪潮中获得了欢乐和幸福”！这不是一种“情逾骨肉”的表现么？

前几天，我们陪《伊索》剧本的作者、巴西作家菲格莱德去游颐和园，在园中他一路上欣赏不绝，当我们从佛香阁西侧的阶廊慢步走下的时候，他忽然停住了，指着下面一大片黄澄澄的琉璃瓦顶和红艳艳的宫墙，赞叹地说：“你看，这多美！在中国就像在一个光辉灿烂的焰火世界里！”他摇了摇头又笑说：“我要写十篇文章，寄到巴西去，可不是写颐和园、天坛或是中国的玉器和刺绣……关于这些，他们可以找到写得很好的书。我所要写的是中国的工业、农业……和其他的伟大成就，尤其是人民公社。你不知道这种报道文章，将给巴西人民以多大的启发与鼓舞！”

从伊拉克来的朋友马赫达维上校，看到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赞扬说：

“东风已经压倒了西风，而且今后要继续压倒西风……这是我们大家的东风，它把我们的心、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崇高的人道主义的精神汇聚在一起。”

更加旺盛更加强大地吹起吧，我们大家的东风！把为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为和平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着的人们，紧紧地卷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我们伊拉克的朋友已经满怀信心地说过了：“胜利是属于人民的，而不是属于任何帝国主义的！

访英观感

我到英国已经是一年多以前的事情了，在这一年之中，我又到过其他的欧洲国家和许多崭新美丽、朝气蓬勃的城市，比如苏联加盟共和国里的乌兹别克的首都塔什干，白俄罗斯的首都明斯克等等，回国以后，在国内又走了几个地方，到处看到的都是万马奔腾，目不胜收的崭新景象！我脑中的古老的暮气沉沉的英国，早已被挤入它自己特有的浓雾之中，没有鲜明的轮廓了。今天回忆起来，就只有它同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对比之下的黯然失色的地方。

伦敦是我二十年前旧游之地，可是这次重游，因为刚从莫斯科路过，就觉得这个老大帝国的首都的街道是逼仄多了。

郊外大路的两旁也没有新型的住宅大楼，只是一座一座很矮小的双幢住宅。渐渐走到城市中心，从那喧嚣的街道，砖石熏得发黑的高楼……我认出了从前的伦敦。正如同见到二十年前的旧相识一样，因为自己显得年轻了，就觉得他似乎不止老了二十年。

大街上商店的橱窗，仍旧是五光十色。人行道上，肩背相摩，有走路的，也有在橱窗前面徘徊看望的，可是进到店里的人并不多。

我们住在离中国代办处较近的一个旅馆，这旅馆也很老了，头发灰白的侍者们穿着磨得发光的制服，过分谦恭地迎接客人。我们进入房间里，管清洁工作的女工，急忙地进来收拾，嘴里叨唠叨唠地，抱怨说客人少、工人更少，工作太忙，工资又低，住处又在地下室，黑暗潮湿，终年看不到阳光！她还说旅馆主人不久要把这旅馆出让给一个犹太人了，眼看老一班的工人都要被辞退了。她们都是从爱尔兰来的，到伦敦有许多年了，但是生活并没有变好。她叹息地说：“我们什么时候才有好日子过呢？”

早晨看报，拿到手里，总是很厚的一叠，可是广告占去了过半的篇幅，头条新闻，不是盗窃谋杀的案件，就是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诬蔑攻击的文章。此外还有些低级趣味颓废放浪的短篇。优美健康的文艺作品，真是凤毛麟角。在英国，报纸、广播、电视等等，都掌握在资产阶级的手里，对于新中国的真实报道，封锁得很紧——中国文化访问团在伦敦的活动，各报都没有登载——因此人民对于新中国是很隔膜的。有一次，我被邀参加一个伦敦女记者的座谈会。在谈话中间，我感到一般女记者，对中国的了解很差，对于我们惊天动地的大变化，更是莫名其妙。

提到“中国的古文化”，在英国的许多“中国通”中间，除了那些曾驻过中国的外交人员和邮政海关的服务人员，以及传教士和流氓、浪人式的冒险家之外，也还有一班文人学者。他们对于中国的旧文学艺术，很感兴趣。但是他们所喜欢的是中国的旧城，古墓，神往于长城边的骆驼铃铎，和寒山寺的夜半钟声。比如以翻译唐诗出名的阿塞·威利先生，他就愿意访问唐代的古长安，而不愿参观新兴的西安市。可惜的是，任何人都不能扭转历史，把时代的巨轮推向后转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