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我这几十年来，写的散文比小说和诗都多，主要是因为我认为散文是一种最方便最自由的文学形式，“灵感”

或“任务”来时，都可以拿起笔来就写。写得好不好就另是一回事了。北京有两句很有意思的谚语说：“会唱的不如会听的，会写的不如会看的。”我写的这些，还是留给会看的人来评论吧！一九八二年四月七日

梦的启发

我从一场好梦中醒来。

我梦见似乎是一位导游的年轻人，把我带到一处楼上，一边说话一边拉开好几扇日本式的、很轻的糊着纸的门，屋里忽然亮了。楼栏外是一些无际的闪烁荡漾的湖光！那位年轻人说：“这前面是太湖，风景多美。你要是能回到这里来，有多少文章写不了？看你的东西还不是都在这里？”我随着他的手指望去，果然榻榻米上还摊着我的雪白的枕头、薄薄的被子；矮几上还有我的纸笔和一把小小的画尺，当我拿起那一把小尺子的时候，我忽然醒了。

在开朗喜悦的心情里，我按亮了枕边的小电筒，看我枕边的小马蹄钟，时间是清晨四点十分。我又闭上眼睛，微笑地回想梦中去过的地方：那里有纸门、有榻榻米，像是我在日本的寓所，但那座楼前只有小巷，没有湖光。我在云南呈贡三台山上的默庐，书桌对面是几里以外的昆明湖。我在重庆歌乐山的潜庐，可以看到的是山下十几里外蜿蜒如带的嘉陵江。这个梦是把这几张画面重叠地放映了出来，给我布置了一个面对太湖，可以写文章的地方！

梦里的近在楼前的太湖，是我白天偶然注意到的墙上月历的一幅画面，而那把小尺子，是我昨天在一张书桌上的笔筒中抽出来的，不知道让哪个小孩子弄折了。这张书桌本来是我老伴的，如今是我女儿的了，因为现在她住进了这间屋子。

老伴被挤到我住的九平方米的小屋子来，和我合用一张书桌。我们像小学生一样，并排坐着，一男一女，一人一个抽屉。我看书时他也看书，我写字时他也写字，我们总是互相干扰。我现在出不去了，只有盼望他出去开个会什么的，好让我有个独在的时间……是否在我的下意识里，曾希望眼前突兀着一张面湖的自己的书桌呢？真也难说！

据说一个人年纪大了，总是在回忆中过日子，想的、说的、写的，甚至做的梦也都是过去的事。我愿意往另一个极端想，就是一个人在小的时候，总在是想望中过日子，想的、说的、写的，甚至于做的梦也都是未来的事。理想原也是一个梦，一个青少年应该有自己的梦想。梦想自己和国家和人类的未来，把自己认为是美好的许多光景，重叠地构成一幅最新最美的画图，然后用你和你的小伙伴们一辈子的努力，来把它实现、完成。那么，这种开朗喜悦的心情，也不会小于我做的这一个好梦！

书给了我快乐和益处

我看到一九八二年“红领巾读书奖章”活动的消息，从心底为小读者们感到幸福，你们真是生在好时代啊！

我小的时候（那是七十多年以前的事了），没有进过小学。

而且那时的小学里也没有少先队的组织，更谈不上什么“读书奖章”了，但是我的确从读书上得到极大的快乐和益处，从书上得到的思想教育影响了我一生。

我从小是个独游无伴的孩子，我又住在山边海角，白天还可以出去跑跑，晚上或刮风下雨的日子，我就只好呆在家里了。感谢我的母亲，她从我三岁起，就教我识字，她将这把打开“知识之宫”的钥匙交给我，我的生活就变得无比丰富。

那时候还没有专为儿童写的书，我所能得到的，只是大人书架上的那些小说。我看到的第一部书是《三国演义》。这部书引起了我对于中国历史的兴趣和对于古代英雄人物的向往。我接着又看《水浒传》、《精忠说岳》和大人枕头底下藏着的“禁书”。那时正是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前夕，我读到邹容写的《革命军》和孙中山先生发起的同盟会的刊物，如《天讨》之类，都是抨击清朝政府腐败无能和警惕帝国主义国家瓜分中国的危险等等。读了使我悲愤激昂，使我从小就认为我们祖先传给我们的大好河山，必须牢牢保住，而且要使它富强起来。

从书中给我的这一点爱祖国的热情，又从几十年的生活经验里，使我深深体会到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和“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两句话里所包含的颠扑不破的真理！使我为自己能生活在社会主义的祖国而感到自豪，并愿尽我所能，为社会主义祖国做出应有的贡献。

我的第一篇文章

问：能不能请您回忆一下自己的第一篇文章是怎样在报刊上发表的？

答：现在想起来，天下真有极其偶然的一件事，就左右了你的一生！我在“五四”以前，做梦也不会想到我会以写作为业。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起来，我由一个学生自治会的文书，被派去参加北京女学界联合会的宣传组，在当时北洋政府的法庭公审被捕的“火烧赵家楼”的学生的时候，我们组被派去旁听并作记录。那天是大律师刘崇佑替学生作辩护，法庭上是座无隙地。刘律师讲得慷慨激昂，我的前后左右，掌声四起。从法庭回来，宣传组长让我们把听审的感想写下来，自己找个报纸发表，以扩大宣传。

那时我是协和女子大学理预科的走读生，每天只往返于家庭和学校之间，同时一向只专心攻读数、理、化学科，其他一切不闻不问，我更不认识什么新闻界人物。想来想去，我想起我的表兄刘放园先生，他是北京《晨报》的编辑。他是我母亲的表侄，比我几乎大二十岁，我们都把他当作长辈。每逢我父母亲的生日，他必来祝寿，但对于我们姐弟，他都不大答理。那时我们家看的报纸中有一份《晨报》，就是他赠阅的。我看《晨报》上的言论，对于学生运动还是很支持的，我就给他打一个电话去试一试。从电话里就听出了他惊讶的声音，仿佛觉得这个平常只在一边默默地递茶敬烟的小表妹，忽然打电话到报社来找他要登文章，是个意外。他只说：“好吧，寄来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