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到——如果一個人真能從奧利弗·巴雷特第三身上獲得什么感覺的話——他是打算給我這筆錢的。我還意識到，他也并不想熊我一頓。但是他很想……談談。 

“你在喬納斯与馬什事務所不是有薪水嗎？”他問道。 

“是的，爸爸。” 

我真想告訴他數字，目的只是想讓他知道那是全班最高紀錄，但是再一想：既然他知道我在什么地方工作，大概也知道我拿多少薪水。 

“她不是也在教書嗎？”他問。 

哦，可見他也不是什么都清楚的。 

“不要‘她’呀‘她’的，她有名字，”我說。 

“詹尼弗不是在教書嗎？”他改口客客气气地問。 

“請不要把她跟這件事扯在一起，爸爸。這是一件私事。一件非常重要的私事。” 

“你是不是在外邊撒下了風流种子？”他問道，但語气中沒有任何非難的意思。 

“嗯，”我說，“是的，爸爸。是這樣。這筆錢請你一定要給我。” 

我看他根本沒有相信我說的理由，我看他也并不真想知道。他向我提問，就像我剛才說的，無非是為了我們可以……談談。 

他伸手到辦公桌抽屜里拿出一本皮面子的支票簿，那皮面子是跟他的拆信刀柄和剪刀套于一樣的科爾多瓦牛皮１。他慢條斯理地打開支票簿。我相信那不是故意折磨我，而是為了拖延時間。好找些話說。找一些不會引起摩擦的話說。 

１西班牙科爾多瓦省出產的高級牛皮。 

他填好支票，從簿子上撕下，向我遞過來。我可能遲疑了片刻才意識到應當伸手去接，因此他有點儿尷尬（這是我的感覺），于是把手義縮了回去，將支票放在辦公桌邊上，這才朝我看看，點了點頭。他的表情仿佛是說：“拿去吧，孩子。”但事實上他只是點了點頭，僅此而已。 

我也并不想离開，只是也找不出什么不傷脾胃的話說。我們總不能這樣干坐著，我們倆心里都想談談，卻義連正眼相視都難以做到。 

我探身過去拿了支票。不錯，是五千美元，下面是奧利弗·巴雷待第二的簽字。墨跡已干。我一邊小心地把支票折好，放進襯衫的口袋，一邊站起來，慢吞吞地朝門口走去。其實當時我至少也應該說几句話。表示一下我知道，為了我的緣故，讓波士頓的（也許還有從華盛頓來的）几位要人在他辦公室的外間久等了；“可要是我們再找點話儿談談的話，爸爸，我還可以在你的辦公室里泡上好半天呢，連你原訂的午餐約會怕也得取消呢”……等等，等等。 

我把門開到一半，站立片刻，鼓起勇气望著他，只說了一句； 

“謝謝你，爸爸。” 

二十一

通知菲爾·卡維累里的任務落在我身上。不是我，還有誰呢？我真擔心他會垮下，可是他倒沒垮：他平靜地鎖上了克蘭斯頓的房子，住到我們的公寓里來了。我們各有一套獨特的辦法克制悲痛。菲爾的辦法就是做清洁工作：又洗又刷又擦。他腦子里究竟在想些什么，我實在摸不清，不過，算了，就讓他去干吧。 

他莫非還在夢想詹尼會回來？ 

他是有這個想法的，可不是嗎？可怜的菲爾！這就是他做清洁工作的目的。他就是不肯接受這殘酷的現實。當然，他是不會向我承認這一點的，但是我知道他心里是這樣想的。 

因為我心里也這樣想啊。 

詹尼弗一進醫院，我就打電話給喬納斯老頭，把我不能去上班的原因告訴了他。我裝作還有事，得赶緊挂斷電話，因為我知道他心里難過，但想說的話又說不出來。自此以后，我每天的時間就不外乎用于兩個方面：一是探病，二是處理其他的种种事情。所謂處理其他的种种事情，不用說其實也就是啥都于不了。吃飯沒有滋味；菲爾打掃屋子（又打掃了！）我只能看著；甚至服了阿克曼給我開的藥，也睡不著覺。 

有一次我無意中听到菲爾喃喃自語：“再這樣下去我實在受不了啦。”當時他正在隔壁房間里洗我們晚餐撂下的碗碟（不用机器）。我雖然沒有搭話，心里卻暗自忖度：我就受得了。不管是什么樣的上帝在冥冥之中導演這出戲，最高主宰先生，你盡管讓它演下去吧，我可以無限期地一直忍受下去。因為詹尼總還是詹尼。 

那天晚上，她把我赶出病房。她要跟她的父親“爺儿倆掏心窩”談談。 

“這場會談只有意大利裔美國人可以參加，”她說，臉色像她的枕頭一樣煞白，“所以，你給我出去，巴雷特。” 

“好吧，”我說。 

“但是別走得太遠，”我走到門口時，她又說。 

我坐在休息室里。不久，菲爾就出來了。 

“她叫你給她滾進去，”他的嗓子啞了，几乎沒有聲音，好像全部內髒都給掏空了。“我去買包香煙。” 

我走進病房，她命令道：“把那該死的門關起來！”我服從了命令，輕輕地把門關上，回過身來到她床邊坐下，這才比較清楚地看到了她的模樣。我是說，我這才看到她老是藏在被子底下的那條右臂上原來還插著几支管子。我平時總喜歡緊挨著她坐，盯著她的臉看。她臉色雖然蒼白，一對眼睛仍然炯炯有神。 

因此我照例赶快緊挨著她坐下。 

“奧利，我不騙你，我倒不覺得痛，”她說。“我就覺得像從懸崖上慢慢地往下掉，跟慢鏡頭似的，你明白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