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目标，就是成为国际知名的演唱组合，至少要有《桃子的味道》或《老船长坦尼勒》这样的歌曲问世。要是没有哪个病人为我们弹钢琴，我们就在楼上纳塔莉的房间自行练习。我们跟着斯蒂维·尼克丝的唱片演唱。问题在于，她的歌词有时很难听懂，纳塔莉还把唱片套上的小段说明文字弄丢了。这时候，我就会躺在地板上，我的头挨近扬声器，纳塔莉站在唱机跟前，手指放在唱针上。

    “等一下，我没听出来，把这部分再放一遍。”我的笔飞快地在纸上划着，以便跟上进度。”她唱的是白色的格纸还是白色的鸽子？”

    纳塔莉把唱针放到唱片上，让它再次歌唱起来：“你再听一遍吧。”

    连续听了好几遍，我总算听懂了，”他妈的，我刚刚写下来一点儿，又跟不上了。”

    我以可疑的精确性，纪录下我们心爱的歌曲的歌词，就会一遍一遍地演唱。我们站在纳塔莉的衣柜镜子前；镜子中的我们张大嘴巴，放声歌唱。

    “我的胳膊太胖了。”纳塔莉抱怨说。她把充当话筒的烫头钳举到嘴边，加上胳膊本身的厚度和重量，举了一会儿，就有些受不住了。

    “这样吧，我们可以使用话筒支架，”我说，”不必把话筒从架子上拿下来。”

    纳塔莉把烫发钳扔到床上：“说得对，好主意啊！”

    有时候，我们会把电扇搬到楼上，在呼呼的风声中，我们的衣服飘舞起来，头发飞散开来，我们感觉就像斯蒂维·尼克丝本人一样，神秘的身影出现在舞台的角落处，再慢慢走到舞台中央，有如鬼影憧憧。这种特殊的效果令我们喜爱。”我希望我像尼克丝那样，手里提着毛毡材料的手提包，一边走一边唱。”她鸟羽似的头发被风吹到了脑后。

    我们对于艺术的痴迷不可阻挡！

    “你们两个快停下来吧，我要睡觉！”有时候，霍普半夜里大声抱怨。当然，这只会让我们把音响开得更大。

    有一次，我们在楼下的房间里排练，一个邻居穿过草坪，轻轻地敲打窗户，提醒我们安静一点儿。纳塔莉把裙子提起来，把隐秘部位露出来，紧贴在窗玻璃上，同时伸出右手的中指。

    我们太投入了！我们确信自己有非凡的才华。我们目前只需要所谓的”受制听众”（指心理上被动接受广告宣传等的一群人）。

    那么，除了北安普顿州立医院那些永久居留的病人，还有比他们更适合做我们的”受制听众”的人吗？

    “我想，这是个不错的主意。”芬奇大夫说。

    “你认为，他们会给我们机会吗？”纳塔莉问。想到可能拥有真正的听众，纳塔莉激动得脸都红了，一些小小的疙瘩也出现在额头上，迫使她疯狂地抓挠自己的脸。

    “我想，有两个有才华的年轻表演者给他们提供服务，而且是免费的，他们会非常激动。”

    我们想让大夫给我们更多的鼓励，不过电视的力量太强大了，他不停地打着盹，终于睡过去了。

    “或许我们真的可以做到呢！”纳塔莉的眼神流露出期待和自信。

    “我完全同意。没准儿还可以见报呢！你知道怎样写新闻稿吗？”

    小疙瘩跑到了她的胳膊上，她一个劲儿地挠着。”不知道。不过霍普知道怎么写。”

    “我承认，这不是百老汇，不过毕竟是一个起点。”

    我们的下一步计划，就是同医院的娱乐部经理取得联系。这似乎比我们想象的困难，因为北安普顿州立医院没有娱乐部经理这种职位，我们见到的有关人士，只不过是接待台附近一个神情阴郁的胖女人，我们提出请求的时候，她无助而茫然地望着我们。

    “恐怕我不太理解你们说的事情。”她说。

    纳塔莉吐出一口气，尽量不让自己显得缺乏耐心。”我告诉过您，我是史密斯大学的学生，他是阿默斯特大学的学生，我们都是音乐系的学生，我们想为你们的病人表演，作为一种特别的奉献。”

    “嗯嗯，”这个女人怀疑地说，”请等一下，我看看能否找到什么人。”她扫了一眼桌子上用透明胶带粘在电话旁的一张纸，上面全是人名和电话号码。她按号码拨了一个电话分机，把脑袋从我们这里挪开，对着听筒低语了几句。

    “别担心，”纳塔莉说，”就算结果很糟，我们也有机会。我可以让爸爸给这里的什么人打电话，他认识这里的人。”

    芬奇大夫认识这里的人，原因是他全家人过去曾在医院附近住过，后来他才开办了自己的诊所。纳塔莉对于家庭的最初记忆，就是从这个到处都是精神病人的医院开始的。实际上，她的父亲一直有个梦想，梦想将来可以拥有他自己的精神病医院，但这并没有成为现实，于是他退而求其次，做了他认为值得做的事情。他任凭他的房子处于年久失修的状态，然后邀请他的病人住在家里。所以，我也很想搞清一件事：大夫的孩子们在精神病院附近长大成人，是否是一个个神经兮兮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