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要第三次上路去甘契瓦。在做最后的准备的时候，弗朗索瓦和马尔塔帮助我们检查装在久经风霜的半履带式汽车后部的补给品。弗朗索瓦一声不响地从仪表盘上的贮物箱中拿出手枪，检查是不是上好了子弹。 

他吻别西尔维亚的时候，我求他对我免了这种感情的表露。并不是因为我不爱他，而是我不愿在不必要的近处承受他那浑身的烟味。 

正如人们对法玛公司法定女继承人会做出的判断，西尔维亚开起车来神气活现。如果我听之任之，她会把着方向盘直到终点的。清早的天气不太热，开车能微微带来一些快感。 

我的任务降为看地图和放音乐（第一盘磁带我选的是泰勒曼①的小号独奏曲，来反映新的一天的乐观心情）。后来，我们沉溺于独自相处的快乐之中，聊起天来。 

①泰勒曼（1681-1767），德国自学成才的音乐家。 

开始我们又玩了一轮自己发明的游戏：没有被邀请参加我们的婚礼的人之中，谁会最生气。这样，我们走过了几英里颠簸的路程，然后，我们又讨论了另一个老问题：在两年的合同期满以后我们还要在这里呆多久。 

“呃，就我而言，”我深情地说，“永远好像还不够长。怎么啦，西尔维亚，突然想家了？” 

“为什么要想家？” 

“我也不知道，也许是想一碗真正上乘的意大利面条。” 

她回答时脸好像有点红。“别担心，马修，我向你发誓我要学会做饭。” 

“得啦，你知道说到你的烹调技术时我并不是认真的。但是另一方面，关系到孩子时……” 

“你是不是指我们想在什么地方抚养他们？” 

“对。”我答道，极力抑制突然而来的想做父亲的强烈渴望。在这件事上，我们两人谁都找不到一个容易的答案。 

我们继续往前开了一段，听任斯科托和多明戈在荒野中对唱《托斯卡》中的一段小夜曲。西尔维亚似乎陷入了沉思。 

“你呆呆地想什么呢，小姐？” 

“你认为我们还回得去吗？” 

“回哪儿？” 

“你知道的，回我们来的地方。” 

“会的，去参加我们第一个孙子的婚礼。” 

她笑了。 

车子开了两个小时以后，格兰·古尔德①正在演奏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空气已经热得像火炉了。当我们来到一丛按树旁时，我让西尔维亚停下车，喝了些加蜂蜜的茶厂弗朗索瓦大妈”用来喝下食盐片防止中暑的偏方的一部分），然后我接过方向盘，开过格雷姆丘陵地带。 

①古尔德（1932-1982），加拿大钢琴家。 

几分钟后，大路通到一片开阔的高地。我们已经得到过警告，说这种地形最危险，因为可能的侵犯者能够看见我们而自己不会被发现。可是我们年轻，正在相爱，又有谁会想伤害我们呢？ 

不久我们就知道了。刚开始，那声音像一块小石头。在非洲这么偏僻的地方？显然我不愿意相信穿透右侧车前盖的是一颗子弹，可是伴随一阵巨大的噬噬声，被打穿的水箱里的蒸汽喷了出来。我竭尽全力才使车没有失去控制，并停了下来。我至今仍记得自己当时对情况极富说服力的估计：“妈的！” 

“什么事？”西尔维亚突然害怕起来，问道。 

“不是什么事，”我纠正她道，“是什么人。不知道我的美国汽车俱乐部会员证在这儿管不管用。”绞刑架下的幽默。 

我把手伸进仪表盘上的贮物箱，抓起手枪匆匆下车去看出了什么事时，感觉到太阳穴处的血管突突直跳。这时，我面对面地碰上了我们的对手：两个瘦而结实、肤色红褐的战士，胸前交叉挂着子弹袋。他们非常凶狠，在齐腰的高度端着连我都能认得出的俄国造步枪，枪口直指我们。 

知识分子的本性难移，我试图和他们对话。 

“你们想要什么？”我拿出我最好的埃塞俄比亚语阴沉地说。我的心脏撞击着肋骨，跳得是这样响，我真怕自己会听不见他们的回答。 

一个外国佬说他们的话，这使他们一惊。两个人里较高的一个凶狠地打量着我。很不快调的是，我们仍能听见格兰·古尔德的琴声。 

“跟我们来。”他吼叫着说。我决不可能让这些家伙把西尔维亚带走。绝对得先把我打死才行。 

“滚开，别挡路。”我也吼道，还加上了从病人痛苦时用的骂人话中学来的精华。这生动的土话又一次使他们愣住了。我回头对西尔维亚大喊，要她赶快坐到驾驶座上，在换挡前的一刹那通知我。 

显然她是吓傻了。“不，马修，也许我们应该按他们说的去做。” 

“听我的，见鬼，”我厉声说道，企图把她从瘫痪状态下震醒，“你不会愿意做他们的俘虏的。好了，按我说的去做！” 

这时，伏击者之一用步枪向我示意，要我走到他那儿去。我没有动，尽管我知道他马上会开枪。 

“快，西尔维亚！”我再一次喊道。半履带式汽车中仍然毫无动静。 

那人的眼中冒出了怒火，很明显，他要杀人。那一刻，我变成了一个不惜一切保护配偶的本能动物。 

突然，一颗子弹呼啸着从我耳边飞过，切断了我和文明间的联系的最后一环。我狂怒地瞄准着向他的胸口开了一枪。我差一点命中了他，但他往下一跪，躲过了子弹。在他还没有来得及爬起来前，我已跳上了汽车踏脚板。突然，我发现了在大路另一边的第三个枪手。他正把步枪举到齐肩高，瞄准西尔维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