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能地毫不犹豫地开了枪。他向后反跳出去。天哪，我打死了一个人。这是我一生中最可怕的时刻，然而我没有时间再去想它。我很快倾过身去，摇着西尔维亚，使劲喊她的名字。她惊醒过来，立刻机警地换挡。汽车扬起一团灰尘驰去。 

但这时，一阵弹雨从大路两侧倾泻而来。在汽车逐渐加速之际，我把身子探出车窗，将手枪里的子弹全部射向了敌人。四周一片混乱。子弹在到处开花。 

我感到有什么东西撕扯着我的太阳穴，脑袋里面突然像国庆夜那样一片闪亮。 

然后是一片黑暗。 

第二部

1978年夏 

第十二章 

柔和的阳光从窗子里射了进来，爱抚着我的脸。我慢慢地恢复了知觉。我逐渐意识到自己是躺在一张病床上，脑袋很疼，胳膊上打着吊针。高高地站在一旁俯视着我、脸上布满倦容和焦虑的是母亲。她为什么会在这里？我在什么地方？ 

看到我睁开了眼睛，妈妈露出大大松了一口气的样子。 

“马修，能听懂我说的话吗？”她担忧地问道。 

虽然刚刚才清醒过来，我马上的反应却是：“西尔维亚呢？” 

我拼命想说话，大口吸着气，可是发不出声音来。 

我感到有一只手亲切地抚摩着我的手。我听到了弟弟的声音： 

“别急，马修，”他说，“你经历了不少事。我是说，你真的能够对孙子们吹嘘说你脑袋中了弹，却活了下来亲自把这事讲给人听。” 

我终于说出了要说的话。 

“蔡兹，她没事吧？她跑出来了吗？” 

他好像听不懂我的话，只是安慰我说：“放松点，最重要的是你没事。” 

“不，不是。”我抗议道，越来越激动。 

一个矮胖结实、头发灰白、穿着白大褂的男人走进了我的视线，抢过了话头。他的英语口“音很怪。 

“希勒医生，你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吗？” 

此时此刻，我连自己是谁都说不准。 

这位先生继续用这奇怪的口音很有礼貌地解释说：“你现在是在苏黎世的大学医院里。” 

瑞士！这消息并没有使我明白什么。我于吗在这儿？ 

“我是塔木兹教授。5天前我们收你进院，一颗子弹嵌在你的蝶骨中，离大脑非常近。当时情况非常严重，我立刻给你做了手术。很高兴看到你脱离了危险。” 

母亲进一步解释道：“马尔科姆上个星期和我们一起飞过来，整个手术过程中他都和塔木兹教授在一起。他说手术棒极了。可惜他自己有紧急病人，不得不赶回迪尔本去。” 

我脑袋昏沉沉的，耳朵里听到的东西也丝毫不能帮我把事情搞得更清楚。 

“我究竟是怎么到这里的？” 

“显然你是由一架私人急救飞机送来的。”蔡兹说。 

我急切地看着教授。“有谁和我在一起？” 

“一个年轻的神经病学家和一个护士。” 

“难道没有一个意大利女孩吗？”我用恳求的目光看着他。“我是说，不可能没有。西尔维亚是和我在一起的，我知道的。她很漂亮，黑头发，身高大约5英尺10英寸。” 

“恐怕飞机上没有别人了。”塔木兹断言道。 

我一定还在药力的强大作用之下，因为我无法让家人明白这事有多么紧迫。此刻我甚至都不知道西尔维亚是否还活着。一想到这一点，我的灵魂就痛苦无比。 

“蔡兹，”我抬眼看着弟弟说，“你们怎么知道我的下落的？” 

“我们接到米兰一个医生的电话，他没有多说细节，只是告诉我们你受了伤，正在飞往苏黎世，将由世界上最好的神经外科医生给你做手术。从我看到的一切而言，他所说的都是实话。” 

这时教授又一次插了进来。 

“你还记得中弹前的事吗？”他问道。 

我拼命回忆。然而，要记起最近发生的事情简直是难以形容地困难。尽管如此，我还是向记忆的堡垒发起进攻，要在这面石墙上打开一个缺口。 

“有这么两个家伙——三个，带着步枪。他们想俘虏我们。他们开了枪。我也开了枪。我想我打中了一个。”即便在那个时刻，我仍无法面对我真的杀了一个人的可能性。我更关心的是我所爱的女人，所以我对他们喊了起来： 

“我们遭到袭击的时候，西尔维亚·达历山德罗是和我在一起的。请你们哪位告诉我她怎么样了好不好？” 

母亲说话了，流露出了担心。 

“马修，我们只知道医生告诉你的这些。在美国的时候，我们看到新闻里有一小段报道，说有一个美国志愿者在厄立特里亚被击伤，并没有提到任何其他的受害者。” 

弟弟补充道： 

“这么有名的一个人如果出了什么事，肯定会有个大标题，女继承人遭绑架什么的，对不对？” 

我一点办法也没有了。“这绝对不可能，”我火冒三丈道，“她不可能就这么无影无踪了。” 

我的绝望情绪影响了大家。家人对我的健康越来越担心。每个人都想找到办法让我平静下来。 

“也许佩尔捷大夫会了解点情况，”蔡兹建议说，“实际上他昨天刚来过电话，我们答应他你一醒过来就通知他。” 

“好主意，”我急切地说，“咱们马上给他打一个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