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我们的盟友遭到什么破坏，那我们可担当不起，"维戈特说。

    "如果我取他一本书留作纪念，你不反对吧？"

    "我就装作没有看见。"

    我挑选了约克·哈定的《西方的任务》，扔进箱子里，和凤儿的衣裳放在一起。

    "你是我的朋友，"维戈特说，"有没有什么可以私下告诉我的吗？我的报告已经全都写好了。说他是给共产党杀害的。也许，这是一场反美援运动的开端。不过，就在你我之间——听着，这样谈话太枯燥无味啦。到街口去喝一杯味美思黑茶和鸡尾酒，怎么样？"

    "这会儿太早了。"

    "他最后一次见到你时，没有对你吐露出什么秘密吗？"

    "没有。"

    "那是在什么时候？"

    "昨儿早晨。在那次大爆炸以后。"

    他停下来，让我深思——我的回答，而不是由他去深思。他直接地问道，"昨儿晚上他来找你时，你不在家吗？"

    "昨儿晚上？我一定是不在家。我没有想到……"

    "你哪天可能需要一份出境签证。你知道，我们可以无限期地拖延下去不发。"

    "你真的认为，"我说，"我想回家去吗？"

    维戈特凝视着窗外晴朗无云的大白天。他很伤感地说道，"大多数人都想回家。"

    "我很喜欢这儿。在国内——问题可不少。"

    "他妈的，"维戈特说，"美国经济专员这就要来啦。"他冷嘲热讽地又说了一遍，"经济专员。"

    "我还是走开的好。他会想要把我也封存起来。"

    维戈特精神不振地说道，"祝你好运。他可要跟我说个没完没了啦。"

    我出来的时候，那位美国经济专员正站在他的柏卡德牌汽车旁边，很费力地向他的司机说明什么。他是一个身体结实的中年人，屁股特别肥大，一张脸光光的就像从来不需要一柄剃刀似的。他大声向我叫道，"福勒。你可不可以向这个倒媚的司机解释一下……？"

    我替他解释了。

    他说，"我就是这样告诉他的，可是他却总假装听不懂法语。"

    "也许是口音的问题。"

    "我在巴黎待过三年。我说法语的口音再坏，一个这种倒媚的越南人也该听得懂。"

    "是民主之音吧，"我说。

    "你说什么？"

    "我想，那是约克·哈定写的一本书。"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他有点儿怀疑地看看我提着的箱子。

    "你这箱子里放着些什么？"他问。

    "两条白绸裤子，两件绸旗袍，几条女人的衬裤——我想大概有三条。全都是本地货。不是美援商品。"

    "你到这屋子里去过了吗？"他问。

    "去过了。"

    "你听说到这消息了吗？"

    "听说啦。"

    "真是一件可怕的事，"他说，"真可怕。"

    "我想公使一定很不安吧。"

    "可不是这样。他这会儿正跟法国高级专员聚在一块儿，他已经要求晋见一次总统。"他拉住我的胳膊，向离汽车远一点儿的地方走去。"你跟派尔很熟，是吗？他会碰上这样的事，我实在想不通。我认识他的父亲。哈罗德·派尔教授——你应该听说过他？"

    "没有。"

    "他是世界闻名的水下侵蚀学权威。几个月前《时代周刊》封面上刚登过他的照片，你没有看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