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我说，"又出现了一个泰将军。他本来是高台教军队的参谋长，可是他已经把队伍带上山去，同两方面打仗，法国人，共产党人……"

    "约克，"派尔说，"写到说，东方所需要的是一支第三势力。"也许我早应该看出那种狂热的兴奋表情，那种对一句话的敏捷反应以及那些数字的具有魔力的声音："第五纵队"，"第三势力"，"第七日"。我可能会省却我们大伙儿许多麻烦，甚至可能会救了派尔，如果我当时就认识到那个不屈不挠的年轻人在动什么念头的话。但是我没有多待下去，撇下他去琢磨那些局势背景的枯燥无味的实质，自己却沿着卡蒂纳街作每天的散步去了。派尔只得自个儿去了解像一种特殊气味那样摆脱不了的真实背景：斜阳下稻田里的那片金黄色：渔夫的脆弱的白鹭像蚊子那样，飞翔在田野上，老和尚法坛上的一杯杯茶，他的床和他的广告日历，他的水桶和破杯子，他穿了一辈子的破旧衣服，洗出来就挂在他的坐椅边，公路上地雷爆炸以后，前来修路的女工戴着的蚌壳形帽子，南方到处都可见到的金黄和嫩绿以及鲜艳的衣裳，北方则是一片土黄、黑色的衣裳，以及四周那些敌对的重重大山和飞机的嗡嗡响声。我初来的时候，老在计算我出差的日子，像一个学生计算还有多少天才放假那样，我想我那时候还念念不忘伦敦，布卢姆斯伯里广场和乘坐七十三路公共汽车穿过尤斯顿大街的长廊，也不忘乘在公共汽车上所见到的托林顿广场上的春天景色。现在，广场花园里的兰花应该早已开放，我却觉得无所谓了。我只要天天有抢先的新闻报道发出去，可能是汽车车胎爆胎，也可能是手榴弹爆炸，我只要在闷热的中午看到那些穿绸裤子的女人风姿绰约地走动，我要凤儿，我的家已经搬了八千英里，不在英国了。

    我在法国高级专员公署那儿拐弯，那儿有"外籍军团"的士兵戴着白色军帽、佩着鲜红色的肩章在站岗。我从大教堂门外走过，沿着越南保安局的墙走回来。那道墙阴沉沉的，似乎使你闻到了尿臭，想到种种不公正的事情。然而这也是家的一部分，就像小时候你不敢上去的那些高楼上的黑暗过道那样。新的黄色刊物又在码头附近的书摊上摆了出来——有《禁忌》与《幻象》，水手们在人行道上喝啤酒，正是土制炸弹的好目标。我想起了凤儿，她这会川大概正在左边第三条街上跟卖鱼的讨价还价，随后还要到那家牛奶房去买牛奶和饼干（那些日子，我总知道她的行踪）。这时候，派尔自然早已不在我的心上了。当我们在卡蒂纳街我们的房间里坐下吃午饭时，我甚至没有向凤儿提到他。凤儿那天穿上了她最漂亮的花绸旗袍，因为那天是我们在堤岸大世界初次见面的两周年纪念日

    2

    第二天早晨醒来时，我们谁都没有提到他。我还没有清醒过来，凤儿已经起身，而且把茶点安排好了。一个人对于死去了的人是不会嫉妒的。这一天早晨，重新过起我们旧日的同居生活，这在我说来，似乎很容易。

    "你今儿晚上住在这儿吗？"吃早点羊角面包时，我尽可能随意地问凤儿。

    "我得去拿我的箱子。"

    "警察可能在那边，"我说。"最好还是由我陪你去。"这是那天我们的谈话中最接近提到派尔的几句。

    派尔在迪朗东街附近一幢新别墅里有一套房间，离一条大街不远。法国人总爱把那些大街一分再分，来纪念他们的将军们——因此戴高乐街过了第三条横街就变成了勒克莱尔街，早晚也许突然会一下变成德拉特尔街。一定是有什么要人要从欧洲飞来了，因为沿着通向高级专员官邸的路上，每隔二十码就有一名警察面向人行道站岗。

    在通往派尔那座公寓的石子车道上，停放着几辆摩托车。一个越南警察查看了我的记者证。他不许凤儿进屋子去，所以我就进去，想找一个法国军官交涉。在派尔的浴室里，维戈特正用派尔的肥皂在洗手，又在派尔的毛巾上把手揩干。他穿的热带军装袖子上有一块油污——大概是派尔的油吧？我猜想。

    "有什么消息吗？"我问。

    "我们发现他的汽车停在车房里。汽油用光了。昨儿晚上，他一定是坐三轮车出去的——再不然就是坐别人的汽车。也许，汽油是给人放掉啦。"

    "他甚至也可能是步行，"我说。"美国人的作风，你是知道的。"

    "你的车是给烧掉的，是吗？"他沉思地说下去。"你还没有买一辆新车吗？"

    "没有。"

    "这一点无关紧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