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当然啦，"派尔说，"当然啦。"他停顿了一下，才转身向车后座篮子里去取。

    "不，不，"我说。"我只是在开玩笑。你们两位想要单独谈两句。"

    "没有那回事，"派尔说。他是我所认识的一个最不善于撒谎的人了——撒谎是一种艺术，他显然从没有练习过。他向司令官解释说，"这位托马斯是我最要好的朋友。"

    "我认识福勒先生，"司令官说。

    "我走前会再来找你，派尔。"说完，我向大教堂走去。在大教堂里，我可以获得一点儿阴凉。

    圣人维克多·雨果的塑像，穿着法兰西学院的院士盛装，三角帽四周有一圈光轮，手指指着孙逸仙正在一座石碑上题写的一些崇高的言论。再走过去，我就到了大教堂的中殿。除了教主宝座外，没有地方可坐，宝座四周，盘绕着一条灰泥制成的眼镜蛇，大理石地面像水一样闪闪发光，窗户上都没有玻璃——我想，我们造牢笼留洞通风，人造宗教牢笼也跟这差不多——让那些怀疑暴露着，任凭风吹雨打，让那些信条暴露着，任凭人作出干万种解释。我的老妻已经找到了她的有百孔千疮的牢笼，有时候，我很羡慕她。太阳和空气之间，是有一种冲突的：我过多地生活在阳光里了。

    我在那个空寂的、长长的中殿里走着——这可不是我所喜爱的印度支那。几条有着狮子般脑袋的龙盘绕上讲坛：屋顶上，基督暴露出他那血淋淋的心来。佛祖坐着，像佛祖永远坐着那样，膝头上空空的。孔夫子的胡须稀稀疏疏地下垂着，像旱季的瀑布似的。这是在演戏啊：祭坛上面的那个大地球代表野心：教主用来作法、占卜预言的那个有活动盖子的篮子，那是鬼把戏。这座大教堂如果已经存在了五百年，而不只是二十年那么它带着人们的脚印和雨淋日晒的痕迹，该会有几分令人信服吧？一个像我老妻那样容易相信的人，在这个教堂里会找到一种她在人间找不到的信仰吗？假如我真的需要信仰，我会在她的诺曼教会中找到信仰吗？可是我始终没有想要信仰。一个记者的任务就是揭露和记录。我生平还从没有发现过不可解的事情。高台教教主用铅笔在活动盖子下搞他的预言，人们也就相信他。在某处的任何幻象中，你都可以找到这类扶乩占卜的事情。在我的记忆里，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任何幻象或是奇迹。

    我随意翻开我的记忆，像翻看一本照相簿中的照片那样：在奥尔平顿，我凭借敌人一枚照明弹的闪光，曾经看见一只狐狸钻出那片贫瘠乡野黄褐色土地中的巢穴，在一个禽鸟出没的地区鬼鬼祟祟地窥伺：一个被刺刀刺死的马来人的尸体，给一个廓尔喀巡逻兵放在一辆货车后面运到彭亨的一个锡矿区，有些中国苦力站在一旁，神经紧张地格格笑着，另一个马来同胞放了一只枕头在死者的头下：一家旅馆的睡房里，有只鸽子在壁炉台上，正预备飞翔：我妻子的脸望着窗子，那是我最后一次回家和她诀别的时候。我的思想从她开始，又到她终止。一个多星期前，她一定已经收到我的信了，而我料想不会来的电报并没有到来。但是，人家都说，如果陪审团久久不回进法庭来，那么犯人就还有希望。再过一星期，要是还没有回信来，我是否可以开始存在一点儿希望呢？这时候在我四周，我可以听见军人和外交官们汽车的发动机都在加速运转：这一场盛会今年又过去，大规模撤回西贡的行动开始了，同时开始实行宵禁。我走出去寻找派尔。

    他正跟那位司令官站在一片阴凉的地方，并没有谁在替他修理汽车。不论他们谈了些什么，谈话似乎已经结束了。他们默默地站在那儿，彼此很客气，所以谁都没有先走开。我走到他们面前去。

    "哦，"我说，"我想我要走啦。你最好也出发吧，要是你想在宵禁以前赶回去的话。"

    "机械师还没有来。"

    "他就快来啦，"同令官说。"他先前在参加游行。"

    "你可以在这儿待一晚，"我说。"今儿晚上还有一场特殊弥撒——你会感到它很值得见识一下。它一连要持续三小时。"

    "我该赶回去。"

    "除非你马上就出发，要不你赶不回去啦，"我很不乐意地加上一句，"要是你乐意，搭我的车回去。司令官明儿可以叫人把你的车送到西贡去。"

    "在高台教区域，你们用不着为宵禁担心，"司令官沾沾自喜地说。"不过一出了界，那就……我明儿一定差人把你的车送来。"

    "车上的排气管很完好，"我说，他开朗、利落、爽直地笑了——是军人的一个简洁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