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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早晨，派尔来到大陆酒店门前的广场上时，我早已看够了我的那些美国记者同行了。那些家伙个子都很高大，闹闹嚷嚷，到了中年仍然孩子气十足，一谈到法国人就尖酸刻薄地挖苦讽刺。其实，说到头，这场战争还是法国人在打。每隔一些时候，碰上一场战斗顺利地结束，伤亡官兵从战场上运走以后，这些美国记者就给邀请到河内去，搭乘将近四小时的飞机去到那儿，聆听法军司令官的一篇讲话，然后被安顿在一个记者营里住上一晚（他们常常夸口说，记者营里的酒吧侍者是全印度支那最出色的），再飞到刚打过仗的战场上去，在三千英尺的高空中俯视一番（重机关枪打不到三千英尺那么高），然后又安全而闹闹嚷嚷地回到西贡的大陆酒店，像一次学校的远足旅行那样。

    派尔很文静，似乎谦虚庄重，我们初次见面的那天，我有时候不得不探身向前，才听得见他说的话。而且他总是十分严肃。有好几次，听到楼厅上美国记者的吵闹，他似乎变得沉默寡言——大家都认为楼厅上要安全些，不大会遭到手榴弹袭击。但是他并没有批评谁。

    "你读过约克·哈定的著作吗？"他问。

    "没有。没有，大概没读过。他写过些什么？"

    他注视着街道那边的一家牛奶房，梦幻般的说道："那铺子真像一个冷饮柜。"我心想，在一个这么陌生的场地上，他很独特地选中了这个来观察，不知道他内心里多么怀念家乡啊。不过我自己初来的时候，走在卡蒂纳街上，不是也首先注意到那家陈列着盖尔兰香水的商店，心想欧洲离开这儿毕竟也不过只有三十小时的飞机航程，这样来安慰我自己吗？他的眼光恋恋不舍地从牛奶房移开，说道："约克写了一本书，书名叫《红色中国的进展》。那是一本议论精辟的书。"

    "我没有读过这本书。你认识他吗？"

    他严肃认真地点点头，便沉默不响了。过了一会儿，他又开口来纠正一下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我跟他并不熟，"他说。"我大概只见过他两次。"他这种态度就叫我喜欢——认为说自己认识那人——他叫什么来着？——约克·哈定——那未免有点儿夸耀、我后来才知道，他对于他所谓的严肃作家非常尊重，而他所谓的严肃作家，并不包括那些不写他所谓的当代主题的小说家、诗人和戏剧家。即使这样，我们也还是读直截了当的东西，像约克所写的那些，更为好点儿。

    我说，"你知道，要是你在一个地方住久了，你就不再去阅读描写那个地方的东西了。"

    "当然啦，我一向喜欢知道在场的人想要说的话，"他谨慎小心地回答。

    "然后再拿约克书上说的话来核对一下吗？"

    "是的。"也许他已经觉察到我的讥讽，因为他又以他惯常的彬彬有礼的态度说道，"如果你有时间跟我谈谈这儿的大概情形，那我真是求之不得。你知道，约克两年多以前曾经来这儿待过。"

    我喜欢他对哈定的这份忠诚——且不管哈定是个什么人。派尔的这种态度跟新闻记者们爱低毁别人，爱说一些半生不熟的讽刺话截然不同。我说，"再来一瓶啤酒，我来把这儿的情形概括地向你说一说。"

    他专心致志地望着我，像一个得奖的好学生那样。我先给他解释了一下北方的形势。在东京那一带，法军当时正死守着红河三角洲，它包括河内和北方的唯一港口——海防。那一带是产大部分稻米的地区，每年一到收获的季节，争夺大米的战斗就展开了。

    "这是北方的情况，"我说。"法国人，那些可怜的家伙，在那一带也许可以守下去，假如中国人不来帮助越盟的话。一场丛林、大山和沼泽地的战争，你走过稻田，水淹到齐肩头这么高，敌人干脆就看不见，他们埋藏起武器，换穿上了农民的衣服。不过在河内的潮湿气候里，你也可以舒舒服服地腐烂掉。他们在那边是不丢炸弹的。上帝知道这是为什么。你可以管它叫作一场正规战争。"

    "南方这边又怎么样呢？"

    "法国人控制着交通要道，到傍晚七点钟为止：七点以后，他们只控制着岗楼和市区——而且只是一部分市区。这并不是说你就安全了，也不是说大饭店门前就可以不装铁栅了。"

    这一切，我以前不知解释过多少次。我好像是一张唱片，为了新来的人——来访的英国议员，新来的英国公使等——经常播放。有时候，我半夜醒来，嘴上会在说，"拿高台教的情形来说吧。"或者说和好教或平川派，这些全都是私家军队，谁出钱就替谁卖命，或是为谁报仇。陌生人觉得这帮家伙生动有趣，但是阴谋猜忌中可没有什么生动有趣的地方。